一、山西两路新军入滇与民族成分
1.忙古带入滇的时间《研究》一书提到：“常胜将军——忙古带，则是落籍于云南的契丹后裔始祖。在元世祖忽必烈时期，为略定西南地区所需要，契丹军随同蒙古等军，由现在的甘肃、青海入四川，又从四川南下征服大理国。战事结束后，契丹人又为军事驻防所需，不能返回北方故乡，只好留居于云南了。如从忽必烈班师北归的宪宗四年起算，截至一九九三年，契丹后裔在云南的落籍已有七百三十九年之久。”(1)为迎合这个结论，《研究》不惜窜改史文：“宪宗年间，忙古带袭父宝童随路新军总管职务后，率其所部，从行省也速带儿(Yesüder)征服蜀及思、播、建都诸蛮夷，以功升为万户。”(2)这段引文的内容与《元史·忙古带传》大致相同，但将《传》的“世祖时”改成“宪宗年间”。忙古带“以庚戌岁九月二十日生”，大德“十一年四月八日卒于军，享年五十有八”，(3)据此推算，宪宗四年忙古带才五岁，随忽必烈南征大理入滇说没有证据。忙古带一生，曾两次统军入滇。第一次是在世祖朝。至元十七年，原云南中庆路总管张立道“力请于帝，以云南王子也先帖木儿袭王爵，帝从之”。(4)当时，云南王忽哥赤(Hügeci)之子也先帖木儿(EsenTemür)正在缅甸作战，因此元世祖下诏令忙古带经云南入缅护卫也先帖木儿归滇袭位受印。忙古带归滇后迁任云南元帅府副都元帅，至元二十四年又随镇南王脱欢征安南。(5)其间并没有领兵驻戍永昌府的记载。忙古带第二次入滇是在成宗朝。成宗即位后，忙古带授“乌撒乌蒙等处宣慰使，兼管军万户”。(6)大德四年()又改为“超镇国上将军，大理、金齿等处宣慰使都元帅”，所部眷属随迁滇西。(7)此时，元廷讨伐八百媳妇国沿途征夫引发少数民族抗暴起义，忙古带奉命率军东进，镇压了罗罗斯、乌撒乌蒙、普安、临安、罗雄等地部族，因功于大德十年()“授骠骑卫上将军，遥授行中书省左丞、行大理金齿等处宣慰使都元帅”，直到大德十一年四月八日因染瘴疾卒于军中。(8)成宗朝，忙古带入滇十二年，前六年屯驻巴的甸(今贵州威宁)，后六年才守戍永昌。可见，《研究》将忙古带驻戍永昌府的年限扩大八倍，长达53年之久，不符合历史事实。2.山西两路新军的民族成分《研究》一书提到：“总而言之，通过对《施甸长官司族谱》卷首所附的秘画秘诗、家谱、碑文、《蒋氏宗祠》和祖牌上所写对联等材料的研究，我们完全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他们实属在元朝随忽必烈所统大军南征的契丹族将士们的后裔。很显然，我们能够下此结论，是以充分的论据为基础的。”(9)因此，将忙古带统率的万户认定为“契丹军”。但仅用一家一族之谱牒推断千家万众的族属，或者用将领的民族确定全军将士民族成分，就难免会犯下以偏概全的错误。山西两路新军是成吉思汗发动蒙金战争期间()创建的，至洪武十五年()瓦解，历时年之久。仅仅通过忙古带居住永昌六年的事迹，来论证山西两路新军及其眷属的民族成分，时空范围狭窄，视野极其短浅，基础也不牢靠。最不靠谱的材料是《秘画》。它以契丹起源的白马青牛传说为内容，但缺乏游牧民族的生活气息。(1)契丹男人传统的髡发是最具有特色的发型，即头顶剃光，保留两鬓少许毛发，而秘画绘成全头毛发双辫。(2)辽是盛产“契丹鞍”之国，号称天下第一，契丹人以拥有华丽的鞍韂为荣，但画面中却没有笼头、缨罩、盘胸、后座鞦、肚带、马镫、缰绳等一系列马具。(3)《辽史》记载“天女架青牛车”，(10)所谓“青牛车”，以多辆牛车用绳索捆绑牛角成列，首尾相连，由一女(或一童)驾驭，而画中变成骑牛无车。(4)青牛，黑毛直短角，属黄牛种，很适应北方严寒气候，只可套车不能骑；而画面是水牛，头长新月形的弯曲长角，为南方特有的牛种，在契丹发祥之地不能生存。通过以上考察，《秘画》可能出自没有北方草原生活经历的现代人手笔，根本不足为据。其实，伊利汗国官修国史《史集》中有关耶律秃花元帅统辖着十个女真千户的记述，已经足以说明忙古带统率的山西两路新军的民族成分。杨志玖教授指出：“拉施特《史集》的来源，史学界已有定论，那是用波斯文、阿拉伯文的已有历史著作，蒙古文的《金册》等文字资料，通过蒙古人孛罗丞相、两位中国学者和其他国家的民族和人士，由拉施特总编而成。”(11)《金册》是蒙古宫廷直接掌管的军队人事档案，基于《金册》撰成的《史集》对于蒙古帝国军事制度的记载有较高的可信度。而据《史集》记载：“女真人[耶律]秃花元帅千户。这个异密归顺后，成为受尊敬的大异密；他管辖着十个千户的全部女真军。由他自行指派千夫长，然后进行报告。”(12)蒙古宫廷将耶律秃花看成女真人，与“在前金时，戍桓州，官爱里德，汉语守戍长也”(13)有关，表示耶律秃花原本是女真军的长官，并不意味着其本人即是女真人。蒙古人孛罗对于拉施特修纂《史集》有相当重要的影响。当时的波斯人将两人的情谊描绘得惟妙惟肖：“孛罗丞相和火者·拉施特，相处如同师生，怡然自得的异密[指孛罗]所讲述的一切，学识渊博的宰相[指拉施特]都悉意聆听。”(14)而孛罗本人又与忙古带统率的山西两路新军有着密切的联系。孛罗出使伊利汗国前任元朝丞相有五年之久，曾于至元十七年办理云南王子也先帖木儿袭王爵的相关事宜。孛罗对忙古带统率山西两路新军“熊旗斾斾，虎节煌煌”(15)的风采特别赏识。熊旗，是女真军特有的标识；虎节，指惯走深山密林出使山国的使节所持的符节。它反映女真族在白山黑水猎熊的生活方式，与契丹人大不相同。出于安全考虑，孛罗选择了一支适应丛林生活、英勇善战军队护卫王子从缅归滇受印。鉴于云南王忽哥赤被毒杀是由于“委任失宜”，(16)加之忽哥赤之母朵儿别真哈敦与孛罗又是同一个部落人，(17)孛罗一定是在认真检阅、照勘忙古带的“脚色”(具乡贯三代名衔，谓之脚色)和女真军“功状”(指记功薄之类)后，才放心“差遣”。所以，孛罗到伊利汗国后对拉施特介绍：“如今他(指秃花)的好几个儿子都在合罕处，他们(指秃花后裔)受人尊敬，依旧管辖着自己的军队。”(18)蒙古人孛罗既是调遣山西两路新军首次入滇的经办人，又是山西两路新军实系女真骑兵军团的知情人。在孛罗的协助下修纂的《史集》，对于耶律秃花所率军队的相关记述应当是较为可靠的。3.山西两路新军的历史沿革《研究》对“山西两路新军”这个番号讳莫如深。该书除了第三章第二节的一段《元史·忙古带传》引文之中出现了“统领山西两路新军”(19)以外，属于作者的文字再未提及此番号，而皆以“契丹军”称之。山西两路新军是以编成及早期驻屯之地命名的。耶律秃花统率的女真军，从成吉思汗至窝阔台汗二十多年间，一直驻守在永定河以上的桑干河和洋河流域。这一地区在金代属于大同府和宣德州所辖，因地在燕山以西，太宗七年()将大同改名山西西路，宣德改名山西东路，合称山西两路，女真军因此也授名山西两路新军。山西两路新军的前身是夹谷长哥统领的万户军，而金抚州威宁县是夹谷长哥万户成军之地。据清朝著名学者钱大昕考证：“《金志》抚州有威宁县，承安二年()以抚州新城镇置，元之兴和路，即金抚州……《刘伯林传》‘金末为威宁防城千户’，即此县也。”(20)早在20世纪中、后期，内蒙古考古工作者对元代城址进行发掘，其结论：“元兴和路遗址在今商都县南与河北张北县交界处。”(21)证实钱氏有关兴和路方位考证是正确的。元军南下之时，戍守威宁城的金军只有由女真、契丹和汉人混编而成的一个猛安，年成吉思汗围攻威宁，守将刘伯林请降。(22)威宁籍汉人豪强张子玮因为劝降有功，“俾长千夫，抚居人从征伐”，(23)实际将世代定居务农的汉人迁离威宁。“岁壬申五月，刘忠顺公(即刘伯林)与定襄公(即夹谷长哥)将兵千一百人来降，诏以其众即守威宁”。(24)不久，刘伯林按照成吉思汗“即以原职授之，命选士卒为一军，与太傅秃怀同征讨，招降山后诸州”(25)的诏书，又统率汉军离开威宁。蒙古军在辛未()与金军决战于野狐岭—浍河堡和宣德—德兴，俘虏女真将士多达万人，分散在各千户军伍之中，成为沉重的负担。成吉思汗决定将战俘送往威宁，由夹谷长哥整编成军，就地屯田。金帝派间谍深入蒙古军后方的威宁，“啖以大官，冀其或贰，可复失地”，试图策反已投降蒙古的女真人以充作内应；但已降蒙古的夹谷长哥不为所动，甚至“缚使以闻”，因而受到成吉思汗的赏识，“诏嘉之，擢为万户、招讨使”。(26)夹谷长哥病故于年，其子夹谷忙古歹年仅14岁，没有指挥作战的能力，这只女真军才改由耶律秃花统率。面对有关忙古带统率的山西两路新军的民族成分问题，应本着治史原则去解决：早成书的官修史书和当时、当事人著作要比百年(甚至几百年)后才撰写出来的私人家谱、碑记更加可信；而百年之后撰写的家谱、碑记，若没有官修史书或历史档案支持，也不能作为信史。《研究》认定忙古带统率的部众为“契丹军”，其主要的依据来源于《施甸长官司族谱》和秘诗、秘画等材料。而据中央电视台《发现之旅》栏目主创人员采访时所见，这些史料的载体竟是“现代的复印纸”，追索“原件”只能讲出“令人伤感不已的故事”。(27)在当今考古科技很发达的条件下，不在于记叙内容是什么，而是纸质年代技术鉴定和历史背景研究。因此，“没有原件，那份家谱再完美，也不足为证了”。(28)二、忙古带两子入仕和几个孙子的问题
《研究》将忙古带的孙子列为“入滇第三代”，(29)是以第二代已经入滇作前提而进行的推论。这个前提没有证据支持，但是《研究》却给火你赤无端戴了几项云南和四川的大官帽。一是至元八年“以宣武将军奉事于大理城的火你赤”；(30)二是至元十一年到十二年间，“火你赤当过建都都元帅，而且他还奉命征讨过长河西(今四川雅安)地区的骚乱者”；(31)三是至元十六年之前“火你赤也是云南招讨使之一”；(32)四是至元十八年“曾与云南行省平章政事赛典赤(回族)共过事”。(33)
以上所列，都作为忙古带长子火你赤当官的履历，从公元—年，长达十年之久。元代名火你赤的人甚多，把各个同名之人都认定为一个人，往往是“指鹿为马”，造成“张冠李戴”的错误。忙古带生于庚戌岁()，婚姻状况为“先夫人梁氏，四川千户某之女，无子。夫人王氏，咨议英之长女”。(34)到至元十六年赛典赤辞世之时，忙古带30岁；其长子火你赤为后妻(年龄小2岁)所生，可能未满10岁。没有成丁的男孩肯定不是“有功于王事者”，(35)而且父子生活在四川(忙古带驻戍的建都，到至元十九年才改隶云南)，怎么可能被赛典赤推荐提拔为云南招讨使？特别是赛典赤死后两年，火你赤怎么能与其共过事？把以上几顶虚构的铁帽摘掉，火你赤就与云南无关了。耶律家族属于元朝统治集团的上层，秩叙很高。现对忙古带父子在成宗朝得官入仕的途径，略加以简要考察：长子火你赤(Qonici)入仕，授船桥万户府达鲁花赤(daruqacin)，(36)是按照世祖朝中书省拟漕司诸官推行的“铨选之法”，经廷臣、诸儒详议后而任命的。(37)船桥万户府坐镇四川成都，驻地不在云南。由于南宋弃守平原，发挥临江筑山城、依靠水军机动设防的优势，阻拦蒙古的野战骑兵，为打击南宋水军，蒙古征蜀将领组建了船桥万户府与之抗衡。船桥万户府拥有一支由几百艘舰船组成的水军，活动在岷冮、嘉陵江和长江。万户为张万家奴及其子孝忠，副万户为赵匣刺及其子世显，(38)归四川行枢密院统辖。到成宗朝，张万家奴父子三人都已故去，暂无承荫之人，故根据“铨注窠缺”，特授火你赤为船桥万户府达鲁花赤。船桥万户镇成都，当然任此万户府达鲁花赤的火你赤和“孙男二”都生活在成都。其母王氏“当延祐二年()六月二十六日卒成都居第之内寝”。(39)这个“成都居第”，就是忙古带十一岁时随父母从京兆迁往成都后耶律家族的永久居住地。次子完者不花(?nljeBuqa)，授云南诸路军马右副都元帅，属忙古带生前指定的承荫人。(40)成宗以忙古带入仕之初职，即“怀远大将军”授完者不花。忙古带死后，“镇国上将军，大理、金齿等处宣慰使都元帅”的职务理应由完者不花承袭。然而根据《墓志铭》可知，完者不花早于父亲去世。(41)故接任忙古带生前的职务的是大理国主后裔段阿庆。(42)此后山西两路新军的掌门人从耶律家族转换为段氏家族，直至洪武十五年()明军攻克大理时瓦解。而《加封圣诏碑》(今存大理博物馆)出土，可说明忙古带在云南大吉州染瘴病故后，无子孙留大理、永昌、腾越等地，耶律家族入滇既没有第二代，更无第三代。(43)《研究》根据云南施甸县甸阳镇长官司保存《族谱》记载断定：“云南契丹后裔的阿姓，大约改于入滇第三代世祖阿律牙、阿律周、阿律成，这兄弟三个是忙古带的孙子。”(44)阿姓三兄弟说，源于民国十二年()版的《蒋姓宗支叙》：“随师征南有功，升授武略将军之职，实授金齿司主持。数代亦发数支，分居鹤庆、邑林、腾越。”(45)据此，《研究》认为：“在云南大理金齿等处宣慰司都元帅府辖境，忙古带之三孙阿律牙、阿律周、阿律成，据有关族谱史料记载，分別授为永昌府(治在永昌城，金齿等处宣慰司治在此城，即今保山市——笔者)、腾冲府、鹤庆府的宣抚使。”(46)这样以20世纪20年代书写的文字求证14世纪一二十年代的人事，可归属于用今释古的典型，有严重偏差。火你赤在父亲死后二十年，于泰定四年()将忙古带和两夫人遗骸迁葬奉元路咸宁县韦曲村(今西安市南郊长安)的“太傅墓次”，(47)并“拜恳请铭”(48)于忙古带生前好友、时年已74岁的同恕。因此，《墓志铭》载“孙男二”(49)是准确的。《研究》作者明知《墓志铭》载“孙男二”不采纳，反而杜撰“阿姓三兄弟”，只能给历史研究添乱：1.时间无序。《研究》断定：《墓志铭》写作时“也许第三个孙子当时尚未出世”，阿姓三兄弟“在元朝仁宗在位期间，即在公元一三一二年至一三二〇年间”改姓。(50)按母亲十八岁生子，长子火你赤到迁葬父母时，已经58岁了，其发妻生育期过去多年，何来“第三个”呢？如果幼孙二十岁于年改姓，出生应在年(大德四年)，则《墓志铭》写作于此时之前，忙古带还在世，究竟谁敢给活人写不吉利的文字呢？只能归咎于现代人糊涂。2.官职不符。大理金齿等处宣慰司都元帅府辖境，有大理路军民总管府和金齿等处宣抚司，不包括行省直辖的鹤庆军民府。《元史》记载：“至元十一年()，罢谋统千户，复为鹤州。二十年()，为燕王分地，隶行省。二十三年，升为鹤庆府。”(51)元朝从未设置过鹤庆宣抚司，哪有“季子阿律成任鹤庆宣抚使”？3.法理不容。《研究》作者不明元朝有关改姓的法律，就轻率地断定忙古带裔孙在仁宗朝改姓，那是“苟引先贤，妄相假托”。当地人认为：“‘阿律’实际上是‘耶律’姓的继续，只是语音上作了点改变而已，我很赞同这个看法。”(52)这样缺乏证据的改姓，仅凭一呼一应的吆喝，实在感到突兀难明。按照元朝法律，改姓属“十恶”之中不孝罪：“祖父母、父母在，别籍异财，若供养有阙。”(53)延祐元年，毫无名望的小官臧荣“不依父姓”，将“臧”改用同音的“庄”，都被视同“供养有阙”罪，能惊动两级监察机构，(54)那么标榜忙古带裔孙的“阿姓三兄弟”该当何罪？其实，滇西阿姓是云南固有的僰人群体中常见姓氏。他们早在蒙古宪宗朝降附，其首领阿八思还曾在世祖中统初年入朝觐见。(55)此次入朝有“偕来者八人”，其中有“曰阿吉者，捻迭部长阿列所遣”。(56)此人“髻发于项，裹之绛毡，复以白叠布盘绕其首。衣以皂缯，无衿领之制。膝以前裂而编之，如悬索然。眉额间涂丹墨为饰，金其齿，盖国俗之贱者也”。(57)这是僰人阿姓的形象，与契丹人迥然不同：其一，假设阿姓是“契丹后裔”，必然操契丹语、以契丹字写奏章，当时元廷中书令耶律铸、丞相祃祃(祖籍西辽哈喇鲁部)和通译都感到“言语侏离，重译而后通”。(58)其二，入朝僰人陈“来庭之意及国俗、地理等事”，自认“隶六诏焉”，(59)这正说明其部族世代土著，并非《研究》中所称：“原先是耶律姓，后以堂前始祖阿保机的名字作了阿姓。”(60)其三，僰酋阿八思统治之地，于至元十三年命名柔远路，与中统初忽必烈汗“命中山(今河北定州)人刘芳借职兵部郎中使其国”，并赐诏敕有关。诏曰：“嘉尔等跋涉修阻，怀德远来。首输事之大诚，克谨畏天之戒。转为宣畅皇猷，吿谕邻附。俾知国家威灵，无远弗届之意。”(61)全文概括为“柔远”，十分准确。元柔远路，其地“自惠人桥至惠通桥沿怒江西岸狭长河谷”。(62)永昌、施甸两地与柔远隔河相望，东、西两岸的阿姓居民应为同一个族源，都是云南的土著民族。三、永昌屠城、毁城事件与施甸设州安置流徙
《研究》认定：“元朝末期，阿律牙的长子阿凤为永昌万户，并任永昌府通判；次子阿苏鲁(亦名阿干)，也是万户，任石甸长官司正长官。”(63)这是缺乏证据的误读。年明朝建立，元顺帝退出大都，但云南在梁王把匝剌瓦尔密统治下，仍奉北元为正朔。直到洪武十四年()，明军攻入，梁王自缢，云南才部分归明朝管治，还有大理段氏、麓川思氏两个割据政权在顽抗。十五年“二月，进兵大理。……拔其城，擒段世，遂分兵取鹤庆，平丽江，破石门阙，下金齿”。(64)因此，《研究》所指“元朝末期”的时间概念十分模糊，不同的理解可相差十五年。《徐霞客游记·永昌志略》记载：“洪武十五年平云南，前永昌万户阿凤率其众诣指挥王贞降附，仍置永昌府，立金齿卫。”(65)但《研究》作者将“前万户”理解为“故元万户”是错误的，也说明《研究》作者不了解麓川割据政权的形成和演变。洪武十六年()六月二十七日，明太祖谕旨：“近于六月中旬遣归车里使臣，遣官间问云南老人，皆说死可伐地方三十六路，元朝时都设官，后被蛮人专其地，已四十年已。近因云南、大理不和，其蛮又侵楚雄西南边远干、威远二府，梁王无力克复，至今蛮占。”(66)据《元史》记载：元末，死可伐在西南边疆起义，元廷于至正二年()十二月“赐云南行省参知政事不老三珠虎符，以兵讨死可伐”。(67)从年至年正好四十年。但以云南都元帅述律杰为首的温和派极力主张谈判，导致不老(Bulau)讨伐麓川未成行。至正三年，述律杰接任云南参知政事，开始与死可伐进行谈判。但谈判并未达成和议，元廷遂于至正六年()六月“诏以云南贼死可伐盗踞一方，侵夺路甸，命亦秃浑为云南行省平章政事讨之”。(68)然而在农民起义遍及全国之时，元朝对西南边疆动乱已无能为力，只有接受现实，退回到赛典赤行省云南之前的羁縻政策，即在麓川政权奉蒙元为正朔的前提下，朝廷承认割据的既成事实，置平缅宣抚司，取代金齿等处宣抚司原有的建制。(69)因此，山西两路新军于至正十五、六年间就从永昌撤退到大理，而在洪武十五年降明的“前永昌万户阿凤”与忙古带在成宗朝统率入滇的军队没有关联。在元军撤退之后，麓川思氏政权“遂乘胜并吞诸路而有之。乃罢土官，以各甸赏有功者”。(70)钱古训指出，元朝官制被摧毁，命官被悉废，而另立名目：“称思伦发曰昭，犹中国称君主也。其属则置叨孟，以总统政事，兼领军民；昭录，领万余人；昭纲，领千余人；昭伯，领百人；领一五者为昭哈斯；领一十者为昭准；皆属于叨孟。又有昭录令，遇有征调，亦与叨孟统军以行。”(71)毛奇龄也指出：“把事诸目为昭录、昭纲、昭百、昭哈斯、昭准，以次臣属。”(72)故把事为属吏的通称。阿凤、阿苏鲁两兄弟在《明史》中被记入“土司传”。可见，阿姓两兄弟在降明之前无疑是麓川思氏政权的把事。今天，位于施甸县的阿苏鲁墓碑有两个契丹字(汉译：“长官”)，经专家现场观察：“却发现碑上的汉字颜色都有点发深，而碑上的契丹字颜色都发浅。”(73)仅凭墓碑两个字，不能更改《明史·土司传》认定为“土酋”的结论。阿凤降明后，授永昌府通判。但《研究》误认：“万户阿凤在率众降附王真之前，曾是元末在任的永昌府通判。”(74)通判是明朝设置的佐治官，或称辅贰官，而“本朝府佐同知、通判无定员”，属“一时权宜”(75)的职务。元朝没有通判的职衔，而《研究》为求证其有，不惜添改《徐霞客游记·永昌志略》：“则分兵徇金齿者为王真，而阿凤官永昌府土通判也。”(76)经核对原文，并无此段文字，也未注明出自何版本，其真实性存疑。明朝平定大理时，故元行省蒙古官吏有的不甘心退出历史舞台，逃窜到北部金沙江两岸各府州，据险顽抗，蓄谋复辟，矛头指向驻防明军和已投降的阿凤部众。洪武十六年春，“附近诸夷忿王真立卫镇守不恤众，乃共推已退土官知府高某(高大惠)，引麓川思可发夷兵数万来攻，生擒王真，尽夷其城而去”。(77)但《研究》对永昌大屠杀讳莫如深，将永昌府描述为人烟稀少的“遐荒”之地，以回避永昌府屠城和征南将军傅友德第二次入滇平叛的历史，并断言“至此(指明洪武十五年二月)，元朝(应称北元)在云南的统治告以结束了”。(78)让被麓川政权屠杀的降明原辖部众起死回生，成为撰写《族谱》颂扬阿保机的“契丹后裔”，这是《研究》最严重的错误。麓川政权屠城、夷城的后果，十分严重。永昌平定后，居民鲜少，明军将士“粮不及俸”。(79)为解脱困境，明廷发送两批囚徒到永昌充军。洪武十七年三月初三圣旨：“恁去说与云南、大理等处守御卫所，有发到的有罪断发军人编入伍，着他种田。把关去处盘获有罪断发，但是曾刺字不刺的，刺旗不刺旗的逃囚军人，拏住发与原卫所收，将为首逃的废了示众。又各卫所上紧屯种，尽问军人每，若是有粮，便差内官送将家小来。钦此。”(80)到洪武二十年，永昌府已成汉人驻留之地，且多为淮江浙籍居民，此外“所发不才之人集数不下万余，皆奸儒猾吏，累犯不悛之徒，非易治制者也。况所发军官，指挥、千百户、镇抚到者数亦不少”。(81)洪武二十三年()，卫府合并，裁减冗官，实施军转民，过万汉人囚军多附籍施甸。(82)胡渊执行诏敕的动作很大：“却将永昌府之民，并入永昌、金齿(今保山的辛街)二千户所。尚有附府良民无田，编立东、西太和、六军等里(一里居民约百户)，径属本卫。原本府所属等县续立镇夷等州，俱革为长官司、百夫长等衙门。惟永平一县，乃古博南县，民不可革，遂概隶指挥司统属。”(83)《研究》虽引证《明史》罢府改卫为金齿军民指挥使的原文，但没有涉及施甸行政体制变迁和过万汉人囚军下落，成为盲点。元末，在中庆梁王与大理段氏交恶而兵戎相见之时，原本境属麓川政权的施甸僰人头目阿凤，统领部族军占据境属大理路的永昌府。明征南将军撤离云南之际，永昌惨遭报复性屠城，导致僰人群体消亡、所剩无几，施甸成为“居民鲜少”之地。李观当政期间，施甸曾升级为州，已经安置过万汉人囚军，加上监押流囚将士和家小，人口达到设州条件，即所谓“镇夷州”，是以流官为主体的行政建制。因此，《研究》引证：“(洪武)十八年二月，始祖自备马匹，赴京进贡。蒙兵部官引奏，钦准始祖阿苏鲁除授施甸长官司正长官职事，领诰命一道，颁赐钤印一颗，到任理事。”(84)这与州的体制相矛盾，并不可靠。到二十三年，囚军才转变为民户，而胡渊在府城设里编户仅收良民，永平县保留回民原制，只有施甸承接囚民，按照“十户一甲，十甲一里”混编，纳入民政轨道，成为流囚聚居区。落籍施甸的流囚，是洪武十三年发生的“胡惟庸党案”幸存者，也是“契丹后裔”说的始作俑者。持续十四年之久的“胡党案”，共诛杀三万余人，而流放施甸的京城囚徒，都是差点进鬼门关之人，属于残酷的宫廷斗争幸存者，与《研究》编造的“元世祖忽必烈时期落籍云南的契丹族”(85)无关。到洪武二十六年()，京城又发生“蓝玉党案”，诛杀二万余人，其中三征云南将领除西平侯沐英以外全部在劫，计二公十四侯。这场残酷的政治风暴，对施甸囚民的心灵冲击巨大。他们怕生前旧帐新算，又怕身后子孙受牵连，惟有撰写所谓的《家谱》，将祖先推给死去四个多世纪、与汉族无关的阿保机，才能既在情急之下用于蒙混追捕、侥幸过关，又给子孙后代留下“护身符”。如此《家谱》，经不起历史检验，没有史料价值可言。《研究》引证和抄录在滇西出现的明、清和近代才撰写出来的《家谱》、《族谱》、《碑记》，甚至宗祠《门联》有关辽朝和阿保机的文字，都是明洪武朝流囚作品的继续和延伸。四、结论
总之，《研究》中大量引用在沉重的政治压力之下撰写的“家谱”，可信度极低。《研究》对“家谱”的利用只是单纯地寻章摘句，而忽视了对于“家谱”本身真伪的考辨。明、清和近代在滇西出现的私人家谱、碑记，若真是忙古带后裔所作，怎么会只知道远祖阿保机，反而对担任元朝永昌府宣抚使、云南招讨使、船桥万户府达鲁花赤和大理、金齿等处宣慰使都元帅的三代近祖都一无所记？相反，明朝右都督府已经认定阿干(即阿苏鲁)为“土酋”，是归属于世代居住永昌、施甸等地的黑僰民族首领，而非契丹、女真等外来民族。因此，云南阿姓与元朝太傅家族没有关系，更谈不上“是辽国皇族的部分遗裔”。(86)用族谱、家谱“妄相托附”，古已有之，并非新鲜。唐朝人颜师古注释《汉书·萧望之传》，揭露流俗学者：“近代谱牒妄相托附，乃云望之萧何之后，追次昭穆，流俗学者共祖述焉。但酂侯汉室宗臣，功高位重，子孙嗣绪具详表、传。……若其实承何后，史传宁得弗详？《汉书》既不叙论，后人焉所取信？不然之事，断可识矣。”云南阿姓为忙古带裔孙说，与唐代流俗学者“望之萧何之后”说何其相似，当然属“不然之事，断可识矣”。(本文作者系珠海市计划委员会退休干部)载《元史及民族与边疆研究集刊》第三十六辑，-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