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今犹存而早已汉化的鲜卑源氏家族即使从源贺得姓的公元年（魏太武帝延和二年）算起，也已有多年的岁月。在这漫长的历史长河里，源氏祖先和后裔先后以东北大兴安岭、青海乐都（西宁乐都）、山西平城（今大同）、河南洛阳、河北临漳、广东南雄、鹤山霄乡为“家”，足迹几乎踏遍了整个北方以及南方的部分土地，现在甚至远及五大洲。源氏家族文化史堪称是一部辗转繁衍、沧桑悲壮的民族迁徙与民族融合史，对之虽有一些研究，但往往缺乏整体观照，且谬误漏失较多，本文将从其家族文化演变过程进行整体考述。
一
源氏祖先是鲜卑人，因最早居住于大鲜卑山而得名。其部族众多，东汉桓帝时（-），鲜卑在檀石槐的统领下实现统一，进居匈奴故地，达到强盛。檀石槐去世后，鲜卑联合体迅速解体，形成众多游牧势力。根据《魏书?序纪》，这众多鲜卑部落中，拓跋氏（即秃发氏）最早的著名首领是拓跋毛，“威振北方，莫不率服”。他的五世孙拓跋推寅又南迁到“大泽”（约在今内蒙翁牛特旗科尔沁一带）。推寅八代孙拓跋诘汾时再度西向，南迁徙到匈奴莫顿发迹的阴山（今内蒙中部阴山）一带。由于天时地利之便，加之诘汾不俗的才干，该部落实力大为增强。源氏家族的祖先就在此时显现，并与拓跋家族分裂。
拓跋诘汾诸子众多，长子叫匹孤，幼子叫力微。按照世袭惯例，诘汾死后，理应由长子继承其位，但意外的是做为幼子的力微却获得了王位，匹孤被冷落一边。这大概是导致日后兄弟反目的主因。不久，匹孤率部数千人离开阴山，逐渐西迁到今甘肃河西走廊一带游牧。后不断发展壮大，统治中心转移到河湟流域的西平、乐都和河西走廊的武威一带。到匹孤的八代孙秃发乌孤时，在群雄争强割据称王的潮流中，于公元年建立了南凉王国。而力微的子孙拓跋珪，在公元年建立了北魏王朝。这两个同祖同源的鲜卑人政权并存于西部和北方。当然，南凉的实力远不及北魏。
值得注意的是，一般认为，北魏皇帝继承了“拓跋”之姓氏，南凉国王的姓氏却写成了“秃发”。从姓氏字音和其家族史可以看出，“拓跋”、“秃发”实际就是一个名称的不同写法，表面上没什么区别。但事实还并不这么简单，史书上这种同词异写的作法，实质上隐含着史学家尊崇北魏为正统，贬低南凉为地方割据者的观念与心态。这从史书上对两个姓氏来源传说截然不同的记载可以得到印证。
关于秃发一支的姓氏来源，《晋书》载记二十六称“（匹孤之子）寿阗之在孕，母胡掖氏因寝而产于被中，鲜卑谓被为秃发，因而氏焉”。对此，史书上没有其他不同的记载和异议。相反，《北史》《魏书》等载则把“拓跋”姓氏的塑造为“天女生子”。如《魏书?圣武帝纪》记载：“初，圣武帝尝率数万骑田于山泽，歘见辎軿自天而下。既至，见美妇人，伺卫甚盛。帝异而问之，对曰：‘我，天女也，受命相遇。’遂同寝宿。旦，请还，曰：‘明年周时，复会此处。’言终而别，去如风雨。及期，帝至先所田处，果复相见。天女以所生男授帝曰：‘此君之子也，善养视之。子孙相承，当世为帝王。’语讫而去。子即始祖也。故时人谚曰：‘诘汾皇帝无妇家，力微皇帝无舅家。’”这个传说把力微的诞生描绘成与历代开国皇帝一样天授君权的真龙天子，北魏大臣还辩护说“力微天女所诞，灵异绝世，尊为始祖，得礼之宜”。[1]匹孤与力微是亲兄弟，但史书中两相对比，褒贬明显不同。
毋庸置疑，“天女生子”显然是拓跋力微在政治斗争中编造出来的神话，因为其部族实力强大，这一神话就成了主流宣传的话语，从而成为神圣传说。我甚至怀疑，所谓“被窝生子”的故事也是北魏人编造出来的，那是因为南凉实力较弱，且王朝存在短暂，话语权没有得到认可的缘故。最早称匹孤一支为“秃发”的，始于北魏人崔鸿著《十六国春秋》，其“南凉录”开篇曰“秃发乌孤，河西鲜卑人也。”随着十六国史书的亡佚失传，崔鸿的说法竟然流传在史乘中。所以上述两个传说恰恰被奉北魏为正统的史家魏收所采纳，拓跋、秃发俨然成二姓，且明显表露出尊魏抑凉的“春秋笔法”。当时仕于北齐的魏收奉命领衔撰写《魏书》，于天保五年（）成书，上奏朝廷后众口喧然，皆指责该书收事不实或不全，被群臣判为“秽史”。清代学者钱大昕《廿二史考异》明确地指出：“按秃发之先与元魏同出，秃发即拓跋之转，无二义也。……魏伯起书尊魏而抑凉，故别而二之，晋史亦承其说。”[2]鲜卑无文字，拓跋、秃发本是同祖同源，后来不过是同词异写，何来不同的姓氏来源传说？
孝文帝太和二十年（），“魏主下诏，以为北人谓土为拓，后为跋。魏之先出于黄帝，以土德王，故为拓跋氏。夫土者，黄中之色，万物之元也；宜改姓元氏。”[3]拓跋氏更以黄帝后裔自居，改姓“元”（有太、始、源之意），表示与汉人同祖同源，以求文化认同；并以居中的黄色土德来证明其作为正统皇帝的合法性，以求政治认同。而根据学者们的考证，拓跋“原本不过是作为官号（拓）与官称（跋）的一组复合词，后来竟然凝固而成为部族名称，并进一步成为该部族统治家族的家族姓氏”。[4]以此类推，“秃发”与“拓跋”既然同词异写，其含义也应如是观。
大兴安岭的嘎仙洞（鄂伦春自治族旗阿里河镇北）一向被认为是鲜卑拓跋的发祥地，北魏太武帝拓跋焘曾派人专程去祭祖，并刻下祝文。这里既是拓跋氏的发祥地，当然也是秃发氏的发祥地，所以广东源氏后裔前往嘎仙洞祭祖，算是找到了最早的“家”。
这时期的源氏祖先还是完全的游牧民族，其文化自然也就是游牧文化，属于纯粹的“马背上的民族”。
二
秃发鲜卑在东晋隆安元年（）正月，乌孤正式建立南凉国，自称大都督、大将军、大单于、西平王，年号太初。所谓“西平”即今青海西宁，但所谓“西平王”则表示其对西部地区的平定与统治。之后，乌孤、利鹿孤、傉檀兄弟三人先后称王，曾以西平、乐都、武威为首都，与周边各政权展开较量，拓地千里，国富民强。其疆域“东至麦田（今甘肃靖远北的麦田城）、牵屯（今甘肃平凉北的牵屯山），西至湿罗（今青海湖东缘），南至浇河（今青海贵德），北接大漠（今腾格里沙漠、巴丹吉林沙漠）”。[5]所以《晋书》称“秃发兄弟，擅雄群虏，开疆河外，清氛西土”。[6]
南凉政权时，秃发氏已经广泛接受汉文化，尤其重视文教，设立学校，培养人才，人文蔚然，独树一帜。人才使用上招揽汉族著名人士，造就了一个开放进取的用人机制，得到了史家们的高度评价。[7]而源贺正是在出生于河湟流域，并在融合开放的先进文化熏陶下度过了少年。不难想象，如果少年时代得不到良好的教育，他后来进入北魏后就难以很快成为儒雅品格的朝中重臣。
但是，南凉政权处在一个极为复杂的环境之中，四周都是强悍的少数民族政权，一旦有失，便会遭到无情的打击。公元年六月，南凉被西秦所灭，凉王秃发傉檀在西平率部投降，一年后被毒死，太子虎台被杀。于是乎，剩余子孙纷纷外逃，其中保周、破羌（即源贺）等人先后到地处河西走廊的北凉，后来才辗转投奔北魏。
因此，史书上写到源贺时，称其为“西平乐都人”。这一史实说明，青海东部的西宁、乐都是源氏家族的真正“老家”。
三
北魏太武帝延和二年（），保周、破羌终于来到北魏朝廷，分别封为张掖公和西平候。关于二人的功业与结局，详见拙著《青海历史人物传》中的《源贺传》，此不赘述。这里只说源氏得姓及其相关问题。很多历史著作和地志著作有较多误会，下面略作解释。
一是误以为源贺（破羌）在南凉亡国后就直接逃到了北魏。事实上，破羌到北魏时，距他们逃离西平已有18年时间，这18年可谓是平淡无奇，史书上无一字记载。根据源贺（破羌）在年逝世时73岁推算，他离开西平时年仅8岁，他这时已经27岁，所以拓跋焘见到破羌，其形象“伟容貌，美丰仪”，又“器其机辩”[8]，“爱贺（破羌）之才”[9]，颇为欣赏。试想，如果是8岁的年龄，怎么可能“伟容貌，美丰仪”，又能“机辩”呢？正因为这时他已经是27岁的壮年，正是年轻有为且人生成熟之时，才会如此显露不凡的仪态表现，赢得了拓跋焘的欣赏。
二是误认为破羌见到拓跋焘，因为得到欣赏便赐了姓名“源贺”。史实当然并非如此，而是到第二年九月，才有了赐姓之事。延和三年（）秋天，破羌随拓跋焘征讨北部山胡，因功召见。拓跋焘说：“卿与朕同源，因事分姓，今可为源氏”。[10]至于赐名，更是十六、七年后的事情。北魏太平真君十一年、宋元嘉二十七年（），拓跋焘亲率大军迎讨北伐的南朝宋军，破羌任前锋将军。年底，魏军直抵长江边，数战数胜，一举大破宋军。这就是宋代词人辛弃疾所咏“元嘉草草，封狼居胥，赢得仓皇北顾”的那次元嘉北伐之役。在战役中，破羌“每遇强敌，辄自奋击”，加上“有料敌制胜之谋”[11]，战功显著，所以在战后，拓跋焘赐名为“贺”，以示庆贺赏功。这年，破羌43—44岁之间。从此，破羌以“源贺”之姓名彰显于世。
三是误认为源贺投奔北魏后，居住于洛阳。事实上，他投奔北魏后直到去世，北魏首都一直在平城（今山西大同）。北魏迁都到洛阳，那是源贺去世15年后的事。魏献文帝太和三年（）九月，源贺逝世，他给儿孙们留下了一篇千古传诵的遗训[12]，是源氏家族千百年来遵循的家风，也是中国历史上具有代表性的家训名篇。源贺享年73岁，孝文帝赠以侍中、太尉、陇西王印绶，谥号“宣”，陪葬于金陵。此金陵当然也不在河南洛阳，而是在山西大同。即使后来源氏家族随着北魏政权迁到洛阳，很长时间内仍以源贺出生地西平乐都为祖籍。正因为如此，史书上提到源氏名人时标为“西平乐都人”。
北魏太和十八年（），孝文帝为了全面推进改革，进居中原而图天下，便迁都到洛阳。源氏家族作为贵族，随之也举族南迁到洛阳。历经多年，直到隋朝源师，才正式称自己是洛阳人。可见源氏家族在长达年的时间里，一直把青海的西平乐都视为故乡，乡愁情感之浓，不难体味。
虽然如此，以其家族的定居地而言，平城（大同）亦可视为源氏家族活动过的重要地方之一。
四
源氏家族最为辉煌的是北朝隋唐时期，主要表现在，家族中名人叠出，活跃于政治中心。从源贺成为北魏太武帝、孝文帝的重臣，直到其七世孙源乾曜成为唐玄宗的宰相，家族中不仅大都以官宦为生，而且仕宦层次高，政治影响大。关于北朝时期的源姓人物，拙著《青海历史人物传?源贺传》中已有较多罗列，如武城子源延、骠骑大将军源怀、陇西公源绍、车骑大将军源子雍、浮阳伯源延伯、骠骑大将军源子恭、太府少卿源纂（以上魏），仪同大将军源彪（齐），莒州刺史源文宗、刑部伺郎源师、上将军源雄（以上隋）等等。源雄是源纂之子，历仕魏周隋三朝，功勋卓著，官至上柱国，名重一时。隋朝重臣贺若弼曾以《遗源雄》诗相送说：“交河骠骑幕，合浦伏波营。勿使麒麟上，无我二人名。”[13]贺若弼非常自负，但如此期待源雄，可见其对源雄的评价。在源氏家族进入《北史》、《魏书》、《北齐书》、《隋书》等正史的就有20多人。
而在唐代初中期的年里，源氏家族连续四五代仕至高官，先后出现宰相源1人，三、五品中央、地方高级官员30多人，其中源乾曜出任宰相十多年。其子源复任华州刺史，源弼任工部郎中。源匡度、源匡赞兄弟分别任黄州刺史和国子祭酒，源敷翰任虔州刺史。源昆玉、源翁归父子先后任比部郎中，源修业任泾州刺史。源杲曾任随州刺史。源光裕兄弟仕宦者更是众多，源光裕在开元末年任任州刺史，史称“良吏”，源光誉曾任户部伺郎，源光乘出任同州刺史，源光时出任济阴太守。源光舆、源休先后任京兆尹。如此等等，不胜枚举。记录于新旧《唐书》中的源氏家族的人还远不止此。从源贺到唐代，史料有记的就有80人余人，可见其家族的繁盛显赫。
源氏家族在进入北魏之后，虽以武功见长，但也随势逐渐汉化，很快变成了以儒家文化为品质的士族家族，除了鲜卑血统之外，从道德信念、价值取向、思维惯式到语言表达、生活习俗，满满的是汉文化传统。如源师在北齐时因发现龙星请求祭祀，后主高纬的宠臣高阿那肱竟然斥责他“汉儿多事”，当时“汉儿”是带有种族歧视的称呼。源师感叹道：“国家大事，在祀与戎。礼既废矣，何能久乎？齐亡无日矣！”[14]可见其国家大事在于祀与戎以及祀礼关涉兴废观念的强烈。因此陈寅恪说：“源氏虽出河西戎类，然其家族深染汉化，……观高阿那肱之斥源师为汉儿一事，可证北朝胡汉之分，不在种族，而在文化。”[15]加之源贺以儒家文化为核心、金玉良言般的临终遗训，该家族形成了良好的家风家教。家族一直重视格物致知的文化修养，源贺曾议改刑律，设计弩床（六头牛拉的弩，射杀力十分强劲），作《十二阵图》，“显祖览而嘉焉”；又“采佛经幽旨，作《祇洹精舍图偈》六卷。”[16]源贺次子源怀“入孝出悌，忠信仁让”，“雅善音律，雖在白首，至宴居之暇，常自操丝竹”。[17]源怀之子源子雍“少好文雅，笃志于学，推诚待士，士多归之”，其子源楷，“有器干，善草隶书”。其叔源子恭亦“学涉机警，少有名誉”。[18]如此等等，源氏家族中人在北朝大多以儒雅教养显现。
到了隋唐，源氏家族彻底汉化，族人更是以文采见于史书。源光裕参与修订《开元新格》，且能诗作，如《祭汾阴乐章》：“方丘既膳，嘉飨载谧。斋敬毕诚，陶匏贵质。秀毕丰荐，芳俎盈实。永永福流，其升如日。”[19]源乾曜不仅善于用中庸之道处理政务，而且擅长作诗，《全唐诗》收录4首，雄浑敦厚兼长。如《奉和圣制送张尚书巡边》：“匈奴迩河朔，汉地须戎旅。天子择英才，朝端出监抚。流星下阊阖，宝钺专公辅。礼物生光辉，宸章备恩诩。有征视矛戟，制胜唯樽俎。彼美何壮哉，桓桓擅斯举。声华振台阁，功德标文武。奉国知命轻，忘家以身许。安人在勤恤，保大殚襟腑。此外无异言，同情报明主。”[20]
源乾曜的曾孙源寂，同样擅长吟诗，与刘禹锡、白居易、张籍、郎士元、薛能、姚合、殷尧藩等有交集。他出使新罗，刘禹锡以《送源中丞新罗册立使》相送：“相门才子称花簪，持节东行捧德音。身带霜威辞凤阙，口传天语到鸡林。烟开鳌背千寻碧，日活鲸波万顷金。想见扶桑受恩处，一时西拜尽倾心。”[21]后来源寂看破红尘，在长安青龙寺出家为僧，郎士元、薛能等人与之仍有唱和，薛能《赠源寂禅师》这样描绘源寂：“瓶钵镇随腰，怡然处寂寥。门禅从北祖，僧格似南朝。”而《夏日青龙寺寻僧二首》则这样评价“帝里欲何待，人间无阙遗。不能安旧隐，都属扰明时。……纵横悉已误，斯语是吾师。”“得官殊未喜，失计是忘愁。不是无心速，焉能有自由。……”[22]可见源寂看破红尘，辞官为僧，静心修佛，已全无马上鲜卑人的影子！虽然源寂的诗没能留下来，但以他交往的这些诗友推之，必是能文擅吟的诗才。
值得一提的是，唐代源氏家族有二人分别出使回纥和新罗册封藩王，不辱使命。一个是京兆尹源休，唐德宗建中年间（--）奉旨出使回纥（今新疆境内），在错综复杂的形势下，临危处安，终于册封顿莫贺为“武义成功可汗”，完成任务回国；另一个就是太子左谕德兼御史中丞源寂，在唐文宗太和五年（）出使新罗（今韩国境内），吊唁去世的新罗国王金彦升，并册封其嗣子金景微为“新罗王”。[23]源氏人物有幸在北方的东西两个极边的民族政权册封新君，也是一段佳话。
源氏家族自公元年迁到洛阳，历经多年，逐渐成为世居洛阳及其周边郡城的大家族，唐人柳芳曾说：源氏“因官而迁，……其族弥大，睿流稍分，条干增蔚。”[24]后来其中一部分还随着北齐政权迁居相州临漳（今河北临漳）。但他们以洛阳人自居，隋代时或称洛阳人（祖居地），或称临漳人（迁居地），[25]隋唐时期特别是唐朝时，以长安为首都，不少源氏家族中人在朝廷为大官，为了工作生活方便，这些人的家人自然也会迁居长安，这完全是情理中的事，但他们不论在长安生活时间多久，却始终没有把长安看作是祖居地，仍然把洛阳视为“家乡”，所以文献上见不到任何源氏中人为“长安人”的记录。他们虽然长期生活在平城（大同）、洛阳、临漳、长安等地，但以洛阳为整个家族的中心，死后都要归葬洛阳北面的邙山祖莹。直到北宋时，仍是如此。这说明他们一致认同洛阳才是离开西平之后他们共同的故乡。这是因为源怀率族迁入洛阳时，这里是首都，其都城优势自不必说。即使首都迁往异地，但洛阳作为陪都，其地位仍然不低于长安。首都与祖居的双重中心价值观，使得源氏家族无论迁居何地，都要以洛阳为故土可以说洛阳是源氏家族的又一个重要“祖居地”，其他的生活地方是“迁居地”。这样的观念一直延续了余年。
五
关于北朝隋唐北宋时期，洛阳、临漳、长安源氏的事迹，史料繁多，值得下功夫去梳理。[26]限于本文篇幅，这里不便展开。下面重点谈一个问题，即“源休事件”到底是不是对源氏家族造成了株连九族的毁灭性打击？这关系到源氏家族在唐宋以后兴衰史。
源休是京兆尹源光舆的儿子，唐德宗初年，出任京兆尹，不久出使回纥，周旋于复杂的政治外交斗争，完成册封回纥新君的使命。但归来后，觉得封赏不够，颇多怨恨。建中四年（），泾原兵变，叛军涌入长安，拥立被软禁的大将朱泚为帝，称“大秦皇帝”，源休任宰相。这是唐朝历史上一次重大政变，而源休就是其中的主谋人之一。时人评价说：“源休之逆，甚于朱泚。”不久兵败，源休在凤翔（今陕西境内）被部下所杀，献首长安，朝廷斩其三个儿子于东市，并抄没其家。[27]
基于此，很多人认为，源休之乱给源氏家族带来了株连九族的灾难，所以源氏中人逃亡他乡，经商为生，从此源氏家族彻底退出了政治舞台，再也没有为官的了。有的学者还想象说：“唐代源休因犯谋反罪而迫使源氏家族四散逃亡。其中有一部分人到广东。”“源休谋反失败后，朝廷不仅杀了源休的三个儿子和家人，还株连所有源氏。当时源氏都仓皇外套，……广东霄乡的源氏宗族，就是当年为避逃追杀才逃到广东的。”[28]
这样的说法似乎符合情理逻辑，但却与历史事实严重不符，只要稍微检索一下史料，真相就不难发现。首先即使是封建时代，也并非一概株连九族、满门抄斩。源氏家族人身上早已有这样的先例。源贺的哥哥保周在北魏太延五年（）进爵张掖王，令其统领河西鲜卑诸部，保周乘手中有兵之机，在张掖公开叛乱，企图复国，但落得个“穷迫自杀，传首京师”[29]的下场，就在这一年，作为保周亲弟弟的源贺也正在拓跋焘军前效力，不但没有受到牵连，反而以军功升迁为征西将军，进爵西平公，之后一路腾达，成为北魏倚重的大臣。按照一些人简单的逻辑，兄长叛乱，同胞弟弟岂能躲过一劫？
历史往往会有意想不到的发展逻辑。源贺就曾向高宗拓跋浚建议，改进刑法，不宜株连。他认为如果不是谋反者的同谋，即使其血系子孙，也不要诛杀。[30]而造谣诬告他人谋反者，一经查实诬陷，便严惩不怠。拓跋浚便采纳了这些建议，成为了惩恶扬善的德政之一。后来源贺属下的一个叫石华的无赖，竟因为没占到额外的便宜，便上书诬陷源贺谋反，高宗派人查明事实后，一面严惩石华，一面派人慰问源贺：“卿以忠诚颖至，著白先朝，以丹青之洁而受苍蝇之污。”高宗还对群臣说：“（源）贺忠臣，尚致诬谤。”[31]不久考察官员政绩，源贺名列第一。尽管专制集权的封建社会往往是没有公理可讲，但也不乏这样区分善恶、不坐株连的贤明时代，令人感怀。
回过头来再看源休之乱后朝廷的善后处理。源休及三子被诛杀后，家产被没收。但其家族族人亲戚只要没有参与谋反的，仍然在朝廷为官。如源休的亲外甥崔造，不仅没有被降职，后来还升任宰相。因此苏轼在《代滕甫辨谤乞郡状》中说：“崔造，源休之甥也，而不废其为宰相。”[32]无须再博引广证，苏轼之言当然不是无中生有。亲外甥都不受株连，其庞大的世家族人怎会全部受到株连？考古资料证明，至少源休的叔伯兄弟及子孙并未受到牵连，之后源氏中人入仕为官者（尽管阶位不是很高）仍然不少。
事实上，源氏家族经过几百年的繁衍发展，源休时支派较多，从两《唐书》看，源氏在当时至少有两大支，世居洛阳的为一支，迁居临漳的是另一支，源休就是临漳源氏中人。即使临漳源休的亲外甥都未受到株连，更何况洛阳源氏族人？所以源氏家族中的许多人并未被一概诛杀和罢免，当然也就不存在洛阳源氏家族连夜仓皇南逃的现象。
下面略举数例来看看源休之乱后的源氏状况。上举源寂在源休被杀48年后，仍以太子左谕德兼御史中丞职衔出使新罗，代表唐王朝册封新罗新王。源重虽曾科举落第，[33]但在唐僖宗时出任湖州（今江苏境内）刺史，在任期间兴修水利，治理西湖，颇多善政，尤其是唐宋时期的源护一支，累世为官，其高祖源侑是唐国子祭酒，曾父源霸为濮州刺史，祖父源韬为博州当邑令，父亲源崇为宋尉中丞。源护是进士出身，被宋太宗召见，官右拾遗、尚书兵部郎中、知福州军府事柱国。有子三人源垂范、源垂象、源垂庆，皆为官员。而源护62岁时在宋太宗端拱二年（）去世于福州，归葬洛阳。[34]而据《通志》，北宋时期，先后还有两位源氏中人源获、源永励，分别在建隆、景祐年间科举登第。[35]这些史实证明，所谓源休之乱后源氏家族南逃广东的说法是没有根据的臆测之言。
当然也不可否认，从北齐以来到中唐，相州临漳源氏在政坛上最为辉煌，但因源休之叛，该支系为官者自然受到政治影响，之后进入政治中心者稀少。同时唐朝实行科举选人制度，使习惯于通过门第庇荫入仕的源氏家族人失去通道，检索有唐一代，庞大的源氏家族只有源乾曜、源溥、源重等三个人参加科举，可谓寥寥无几。因此，中唐后见于史书的源姓人物大为减少，使整个源氏家族失去昔日的耀眼光彩。又经五代十国的乱世，经济凋敝，后又有宋朝实施的“青苗法”等，还有来自北方游牧民族政权的侵掠，社会压力加剧，使得地位日渐下降的源氏家族不断遭受打击，源氏家族就逐渐彻底失去了往日的士族繁荣，转而普遍以农耕经商为生计，[36]完全不见于正史。这使一些不谙文献的学者们误以为整个家族被株连九族，或屠杀，或逃散，彻底退出了政坛。
还需指出的是，如果说源氏家族作为代北鲜卑氏族之一，其祖先源贺早在青海东部时虽然就已浸染汉文化，在进入北朝后仍以武功为主，后来的发展中特别是隋唐时期，则已由鲜卑而成汉人，儒家文化是他们追求的修养，所以文官居多。所谓“泼墨汉家子，走马鲜卑儿”，由马上英雄渐变为文雅儒士，表明其家族逐渐地由游牧文化转变为完全的农耕文化了，或者说这时期已经完全变成了汉人门阀士族。
六
从典籍文献看，源氏家族在中唐末年开始逐渐淡出政治权力中心，晚唐到北宋初年，源氏中人皆在地方上任职。而到宋太宗端拱年（—）之后，就几乎不见于正史了。这既跟源休一支的衰微有关，更与中唐以后整个代北鲜卑氏族门阀在政治经济社会中的变化有关。
因为源氏家族在宋元明清几代不显于正史，关于其家族后来的历史只能依靠家族族谱和地方文献等来考索。根据广东霄乡民国三年（）修《源氏大宗族谱》转录邑志片段：他们是唐代源乾曜之后，“乾曜之后，分支南雄保昌县沙水村，至宋有号潜夫者，咸淳甲戌始迁新会古劳都坚城乡，即今鹤山霄乡也。”[37]族谱卷二中也记载：“宋度宗咸淳十年，源潜夫公由南雄始迁新会，近隶鹤山。”这就明确了霄乡源氏家族是在公元年从南雄迁到这里的。有意思的是，紧接着又记了一条：“元世祖至元十七年始一统。”也是在特别申明，源潜夫（本名源道贯，字宛忠）率族迁到霄乡七年后，即年元世祖忽必烈才彻底平定天下。
地方志和族谱上的这短短几句，透露出了很多值得深究的问题，主要有三：一是既然该源氏家族是在南宋末年从南雄迁居霄乡的，那么其祖上又是什么时间从洛阳等地迁到南雄的呢？二是源氏家族为什么在南宋末年又要从南雄再次南迁呢？三是为什么要强调源氏家族迁居霄乡七年后，忽必烈才统一天下呢？这些都涉及这一家族迁徙发展的关键，也与当时的国家形势密切相关。下面依次略作讨论。
虽然整个源氏家族在北宋时期已不再辉煌，但作为世代门阀士族，不可能顷刻间沦为平民阶层，也不至于流离失所地到处流徙。综观宋代移民高潮，先是北方女真崛起，陆续南侵，到宋钦宗靖康元年（）闰十一月，金军攻破东京（今河南开封），次年四月，掳徽、钦二帝北去，北宋灭亡。五月，赵构即位于应天（今河南商丘），后又辗转南渡至临安（今杭州），南宋开始。黄河流域及广大北方地区为金国所有，金兵不时南下掳掠，这一地区汉人纷纷南逃，以避祸害，以致于中原人口迅速荒寥稀少。其中有一定实力的家族则南迁江南，甚至更远的粤地。由于南雄州地处大庾岭南北要道，“控带群蛮，襟会百越”，南雄盆地又是富饶之地，所以迅速成为北方逃难者的中心，珠玑巷则成为南雄移民聚散的标志性地名，岭南多个姓氏家族都自称是从这里走来的，被学界称之为岭南移民的“中转站”。
不难想象，北宋末年时繁衍多年的源氏家族枝派众多，作为世代衣冠士族，是金人抢掠的对象之一，但同时又已非朝廷贵族家族，没有资格跟着宋高宗跑，也无法统一集体逃难，只能各自行动。其中源潜夫的祖上就可能是在北宋末年、南宋初年的这次移民大逃难中来到了南雄。根据族谱，源潜夫祖上在北宋末年宣和年间以经商为主，因事南逃。能远走南雄且能定居，又说明这一源氏通过经商而拥有一定的财力和物力。这从其族谱中对他们到南雄后生活状况的简略描写也可得到佐证。源潜夫的祖上到南雄以后，居住于保昌县沙水村的珠玑巷，称为“大社头”。[38]源氏等中原移民定居于南雄，百余年不肯轻易再南，正反映了他们背靠北方故乡的无限乡愁。
由于资料空白，详细情况有待新资料的发现。但从北宋末年由于战乱而移民南雄的大势，以及源氏族谱的断代记载，可以初步做出如上判断。这也是广东源氏家族的第一次南迁。
第二次继续南迁，恰如第一次一样，也是与新的天下战乱直接相关，这就是蒙古人崛起，取代女真人的金政权，长江以北尽归其有，汉人十室九空。南宋末年蒙古大军大举南下。距上次大逃难多年后的年（宋德祐二年）二月，悲剧重演，蒙元铁骑攻占南宋首都临安，掳宋恭宗、全太后等北去，陆秀夫等大臣南下，先后拥立赵昰、赵昺为帝，率残部抗元。蒙元大军追踪南下，沿途遭到汉人的抵抗，更加招来残酷的杀掠，两年后的年，厓山（今广东新会南）一战，宋军惨败，陆秀夫负幼帝投海殉死，南宋灭亡。霄乡离厓山不远，对于早已汉化了的源氏家族来说，其亡国亡种的悲痛可以想见。
正是在这样的国难时期，源潜夫等留寓南雄的移民们不得不继续南下，以避兵祸。对这次南迁经过，《源氏大宗族谱》记载就比较清晰了：“按旧谱载，咸淳九年，有怀王妃胡氏，过此淹溺，众惧行查累及。次年甲戌，公偕弟学海公，逃至坚城，以地势低湿去，之古博长沙，又不合，复返坚城奠居焉。”坚城又称劳都，“更名小香，又通称霄乡”。[39]也就是说，宋咸淳十年（），源潜夫、源学海兄弟从南雄南下，沿西江辗转迁徙，一直到到霄乡，但嫌地势低湿，又到了古博长沙，觉得更不宜居，又返回霄乡，从此定居了下来，至今已有多年的历史。源潜夫有三个儿子源槐仕、源槐瑞、源槐举，成为“源氏三房”，以“坊”而居，繁衍子孙至今。这就是源氏家族的第二次南迁的基本情况。但值得质疑的是，源潜夫祖上迁居南雄百余年后，人口当然不可能仅有兄弟二人及其子儿女，至少有数百人，族谱说源潜夫兄弟二人显然是率领族人的两个老族长，如果仅仅兄弟二人率家人来到霄乡，断然修筑不了一座“坚城”。
本来这似乎已很清晰了，但族谱记载的民间传说和对忽必烈统一天下时间的补记，颇有隐意。首先所谓“胡妃事件”，包括源氏族谱在内的当地诸多家族谱牒都有记载，[40]异文颇丰，但主要内容较为一致，即有胡妃经过珠玑巷溺死，传言官府要血洗此地，所以居民纷纷南逃而去。查阅历史文献，南宋时期并无胡妃出走或落井溺死的事件发生，也没有官府要血洗南雄珠玑巷的点滴记录。实际上这很可能是一个隐喻表述，“胡妃”音同“胡匪”，暗指胡人（蒙古人）。当时蒙古骑兵南征追杀，处处却遭到汉人抵抗，元军便杀掠报复，城镇居民更为惧怕，于是纷纷往南逃散。源潜夫等人就是这南逃人群中的一族。
虽然蒙元军队攻占杭州是年的事件，比源氏再次南迁晚三年，但当时蒙元铁骑已越过长江，横扫江南各地，风声鹤唳，人心惶惶，不得不尽快南逃。然而再南逃已是天涯海角，无路可逃，于是择地而居，筑堡抵御。所以源氏家族把霄乡又称为“坚城”，当地至今有族人奋身抗元、战况惨烈的传说。相传过去村落有高高的围墙和敌楼及四门楼、护城河等（当然防御对象恐怕并非仅仅针对蒙元），亦可为旁证。至于说七年后元世祖才平定天下，自然也不是疏漏之语。实际历史是三年后的年蒙古军攻占临安，又两年后的年南宋彻底覆灭，族谱中却强调元世祖在庚辰年即至元十七年（）“始一统”，但不提首都沦陷和宋朝覆灭的事。而族谱这条实际上与源氏家族的迁徙并无多少关系，之所以专门强调，是用来隐含源氏家族曾经坚城抗元不屈的民族情感。[41]有人还认为，霄乡源氏之祖源道贯，取号“潜夫”，别号“始宋”，意在“要子孙不忘宋末时期，大批汉人南下逃避北方民族杀戮之历史”。[42]
蒙古人建立元王朝后，把国民分为蒙古人、色目人、汉人、南人四等，因为南方人是最后被征服的，加之南征时反抗激烈，被列为最低地位的人群，倍受歧视。因此这些“南人”都不敢明言南来的历史真相，又不肯忘记惨痛的历史，便把南迁的原因说成是宋王朝的“血洗”，导火索就是“胡妃”，真实表述就是因为抵抗蒙古铁骑，恐遭血腥报复（血洗），于是纷纷南迁逃避。而所谓“以（坚城）地势低湿，去之古博长沙，又不合，复返坚城奠居焉”的说法背后，实际也许正是辗转抵御的过程。虽然宋朝已经覆亡了，但源氏家族在精神上还要继续抵抗着，所以又专门强调元世祖统一天下晚多少年。随着岁月流逝，背后的本意被渐忘，便留下了这样的传说和片言只语。因为家谱传说，南雄珠玑巷又有了胡妃塔、胡妃古井、胡妃纪念馆，是一个有意思的文化重构个案。
这里需要补充说明，早在唐高宗时，源乾曜的父亲司刑太常伯源直心因事获罪，流放并死于岭南。[43]这是源氏家族人第一次到岭南，但当时只是以流刑而客死他乡，与后来源氏家族的南迁并无关联。
概而言之，鹤山源氏迁居南雄珠玑巷多年，时间虽然不算很漫长，但因为这一段避难他乡的特殊时光，也可以说是霄乡源氏的发祥地，故族谱中把源潜夫称为“始世祖”。同理，和许许多多从南雄再次南迁的家族一样，他们把南雄珠玑巷看作是和洛阳、临漳一样重要的“祖居地”之一。而居住了多年的霄乡则又是家族最后的定居地，所以尽管有很多已经分散到广东各地和世界五大洲，但仍然把霄乡作为实实在在的家乡。
七
霄乡源氏家族迁居后的历史，因为有族谱的详细记载和当代族人源荣枝、源志藩等人的搜集整理[44]，以及学界、媒体的调查访谈，情况比较清晰。现在的霄乡源氏成为广府民系的一部分，其分支也曾陆续迁居霄乡村迁居附近的东山以及江门、广州、佛山、南海、顺德、乳源、新会等地。根据本人掌握的信息，广东，以及香港、澳门、台湾等地也有源氏，但人数不是很多。至今来往密切，有时统称“鹤山源氏”。随着当时出现的“下南洋”的海外谋生模式，源氏家族中的一些人跨洋过海，先后在新加坡、安南（越南）、香港等地做工。到民国初年，更有族人远往日本、美国、加拿大、英国等国经商谋生，出现了源汝荣、源吉荪、源龙章、源秉彝等一批卓有成就的企业家，创建了“源吉林甘和茶”等一批商业品牌。目前世界各地几乎都有源氏家族中人，俨然成为世界性的家族了。霄乡源氏家族经过多年的繁衍，目前有余人，其中仍居本村及附近的多人，散居海外的华侨0多人。
不完全统计，目前源氏总人口大概在多人。这样的人口数量与一个具有年历史的大家族似乎不太符合。也许还有很多的源氏人可能以改姓等方式演化为其他家族了，可惜这方面的信息甚是匮乏。根据文献零星信息，明清以来还有源姓散居于各地，如明代四川盐井卫教授源达，是湖南蓝山人；湖南武陵县丞源政，是四川眉州人。[45]清代甘肃嘉庆年间有叫源无的莫高窟香客，道光年间河北新安有叫源琇的修缮遗迹。但湖南、四川、甘肃、河北源姓只是流星一现，别无痕迹。另外据不完全信息，在河南方城、山西大同、汾阳、介休、长治等等也有源姓人。
就霄乡源氏家族而言，迁到霄乡后建村筑堡，开垦农田，兴修水渠，从事农业生产，生机蔚然。根据族谱记载，到清代时人丁繁衍，文教风气浓郁，出现了一批为官为文的人才，如出任参将、知府、知县的就好几位，而源子骢“行文构思，翻陈出新，尤工于赋辞史策，运用典故，灵心慧舌。”家族连续编修族谱，洋洋大观，其中对源贺以来的祖上立传作赞，文辞雅美。
八
当下霄乡源氏情况在网络媒体上多有报道，这里就不一一罗列了。下面补谈两个与源姓直接相关的有趣问题。
一是“源、元”同姓问题。在唐人诗文中源氏家族人与元氏家族人往往以同族兄弟相称。如拓跋焘赐姓给源贺时说：“卿与朕同源，因事分姓，今可为源氏”，而在孝文帝拓跋宏继位后直接把“拓跋”改为汉姓“元”，因此史书上把拓跋宏又写作“元宏”。源、元同音，又是同根，所以时人把二姓视为同宗，甚至出现了二者混用的现象。
诗人元结在《寄源休》一诗序中解题说：“辛丑中，元结与族弟源休皆为尚书郎，在荆南幕府，休亦曾任湖南，久理长沙。结以曾游江州，将兵镇九江。自春至秋，不得相见，故抒所怀以寄之。”[46]元结与源休本来不是一个家族的，但元结、元稹等出于鲜卑拓跋氏，因孝文帝改拓跋为汉姓元，因此其族人到时唐代仍以“元”为姓氏，元结等人就是如此，进而又认同源氏家族人是同宗，并因他和源休的交情，就直接称之为“族弟”。
诗人张籍有《送汀州元使君》云：“曾成赵北归朝计，因拜王门最好官。为郡暂辞双凤阙，全家远过九龙滩。……”[47]《福建通志?职官一》“汀州刺史”有“元自虚，元和间任，见《闽书》。自虚刺汀，张籍有诗送之”的记载。查对文献，这个“元使君”正是源寂，“自虚”是其字。元和间任职汀州姓“元”或“源”只有源寂。再印证诗句，源寂曾于宪宗时策使河北三镇魏博、咸德、卢龙，劝其归顺朝廷，所以张籍说“曾成赵北归朝计”；因为源寂政绩突出，白居易代做《源寂可安王府长史制》曰：源寂“早膺慰荐，累展才谋，谋画有终，恭勤无怠，守臣推善，列状升闻，可使束带立朝廷，曳裙游藩邸，裨从宾佐，入补王官”。[48]因此张籍说源寂“最好官”。正因为如此，《全唐诗》卷中这首诗的题目又作《送汀州源使君》，宋人蒋祈在《陶记》中说“源使君疑为源寂”。源、元通用，正说明唐代时这二姓在一定范围内互通的亲族关系。
二是霄乡源氏与日本源氏的关系问题。笔者在霄乡考察源氏家族文化时，当地民间还盛传一段传说：日本侵略军于年进入广东，所过村镇，烧杀抢掠，无一幸免。但唯独经过霄乡看到源氏宗祠，日军军官下马，跪拜祈告，然后借宿于祠堂，并拿出肉干等食物给村民吃，士兵也乖乖地不敢乱动。第二天才整队出村，绕行而去，没动一草一木，村民也没受到杀戮。事后才知道原因，原来源氏也是日本的世代贵族，所以日军军官以为霄乡源氏是日本源氏家族有关，便不敢冒犯。由此也有学者推测，唐代时大量日本遣唐使到长安，羡慕源氏豪门士族，后来大概有源氏中人东渡日本不回，于是就有了后来日本的源氏家族。如是，二源就有渊源关系。[49]
但仅以笔者查阅的中日文献，尚未发现直接的证据，但也有一点有趣的联系。综合各种资料看，日本平安初期的嵯峨天皇有50多个儿女，但当时朝廷财政几近崩溃，根本养不起如此多的皇子皇女。弘仁五年（唐宪宗元和九年，年）五月八日，嵯峨天皇准备把其中低级女眷所生的子女赐姓降为臣籍，降低待遇。这时熟悉中国历史的嵯峨天皇首先联想到了北魏拓跋焘赐姓源贺时说“卿与朕同源，今可为源氏”的典故，于是给降为臣下的8位儿女赐姓为“源”，意思是与皇室同源。之后又陆续赐源姓给24位子女。日本源氏由此产生，后来共有20位天皇仿照先例，赐源姓给皇子皇女。因此在日本历史上出现了许多不同名目的源氏家族。虽然降为臣下，但凭着皇族关系，不少的源氏势力显赫，出现了源赖信、源赖义、源赖朝、源义家、源为义、源义朝、源义经等名将武士，也出现了反映源氏家族生活的文学作品《源氏物语》。日本源氏家族尽管产生的时间是在中唐后期，这些三个字的人名，也很像中国人的姓名，所以一些源氏家族中人把他们也列为家族史上名人，但实际上他们与中国源氏家族没有任何关系。中日源氏的产生在思维上有一致性，日本的“源”是其天皇模仿中国的“源”姓由来而已，但实际上是不同的“源”，中国的源氏出于鲜卑，与北魏皇室同源，日本的源氏出于天皇，与日本皇室同源。因此，日军经过霄乡跪拜源氏宗祠是偶然的文化误认而已。
九
从源贺得姓开始，经过多年的漫长岁月，作为鲜卑人的霄乡源氏家族早就彻底融入进汉文化中了，甚至一度可能忘记了自己是来自北方的鲜卑人。[50]随着年发现民国初年的家谱以及学界的研究、族人的寻根活动，霄乡源氏原是鲜卑秃发后裔的历史记忆被重新呈现。
综观源氏家族历史，历经南凉秃发祖辈的西迁发展，建国称王于西平等地。源贺等人进入北魏，因与拓跋氏的同祖同源，以及他作为河西鲜卑中的影响力和超群的政治才干和军功业绩，迅速成为朝廷重臣，并获得姓氏，实为源氏家族辉煌于史册的开始。后经其子孙的孜孜上进，一直显赫于北朝直至唐中期，到源乾曜出任唐玄宗宰相及众多家族人活跃于政坛，势力达到又一顶峰。而随着源休之叛以及政治经济文化的巨变，源氏家族逐渐淡出政坛，又经百余年沧桑，彻底变为一般士族家族，甚至不得不以农耕商贸为生。随着宋代两次惨烈的异族南下，霄乡源氏一族两次南逃，先到大庾岭的南雄珠玑巷，百余年后又到珠江三角洲的霄乡，才定居下来，逐渐形成了鹤山源氏家族的现有格局。
一般认为，源氏家族虽然在隋唐之时才彻底汉化，但实际上汉化源头却奠基于南凉。由于当时史家的“尊魏抑凉”，《魏书》《北史》《晋书》等对南凉社会文化记载简略，但也说南凉“务农桑，修邻好”，并特意记载了南凉广招人才的简况：“以杨轨为宾客；金石生、时连珍，四夷之豪雋；阴训、郭倖，西州之德望；杨统、杨贞、卫殷、麴丞明、郭黄、郭奋、史暠、鹿嵩，文武之秀杰；梁昶、韩疋、张昶、郭韶，中州之才令；金树、薛翘、赵振、王忠、赵晁、苏霸，秦雍之世门，皆內居显位，外宰郡县。官方授才，咸得其所。”[51]从中这些人名看出，南凉对待汉文化是广采博收的态度，广揽人才，重视农桑，形成了浓烈的汉文化氛围。源贺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出生并从小受到教育熏陶的，因而进入北魏后很快成为汉化水平很高的大臣，不仅精于儒家思想，并一直把儒家思想作为自己的言行准则，同时精于军事、法律和佛学，显示出多方面的汉文化素养。尽管北朝时期的源氏家族仍以武官居多，但大多秉承源贺临终前那深得儒家价值观真谛的家训，人文修养不低。隋唐以后彻底汉化，多以文官显于朝野。中唐后期虽然家族开始逐渐衰微，但已汉化的传统传承链条从未中断，一直延续到霄乡源氏，至今文教蔚然。
霄乡是龙口镇霄南村的一个自然村，村落整体上呈八卦形，家族中人按房派分为北门坊、礼奎坊、东门坊、高第坊、水边坊、甫里坊等六“坊、里”居住，俨然古代北方都市洛阳、长安的翻版。源姓居民在村中占到八成，但和温姓、易姓居民一直相互尊重，和睦共处。霄乡源氏早已没有了鲜卑文化印记（近年来有个别重构），各方面显示出来的儒家耕读文化。[52]其中“敦伦、亲族、勉学、勤职、立品、节用、睦乡、和众”的“家训八则”就是标志性的家风伦理，强调“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为五伦”，“为父兄者，当择严师益友，勤加训迪，务使变化气质，研求道理”，“勤则业修，惰则业堕”，[53]等等，无一不是儒家传统文化的传承阐发。
他们共同的生活方式是农商耕读，共同以“西平王”源贺之后为荣。据说从明嘉靖年间到清末，先后四次编修家谱，多次兴建祠堂，堂号“西平堂”，供奉历代祖先牌位。建于年的源氏大宗祠有“北魏同源远，南雄衍泽长”、“簪缨传北魏，事业纪西平”的楹联，近湖源公祠楹联云：“发源由北魏，晋爵纪西平”，竹轩源公祠楹联云：“源流传北魏，衍泽颂西平。”其他如乐隐、东江、香兰、超寰等祠堂都以不同方式彰显着西平王源贺等内容。近年还规划修建了源贺纪念公园。这些表明该家族把“西平王”源贺诞生的西平（今西宁）看作是家族的精神家园，把北魏时封爵“西平王”的历史看作是莫大的荣耀。真所谓“千里黄河，探源宿海”（宿海，即青海星宿海），[54]寻根问祖，情系西平。
20世纪90年代后，家族中的精英们以源氏文化为精神，以祠堂来凝聚族人，广聚智力，多措并举，挖掘家族历史文化，举办学术研讨会，编辑家族文化图书，创建村史民俗文化馆，弘扬优秀家训家风，创作家族文化作品，可谓不遗余力，成效良多。
（原载《中原文化研究》年第五期）
[1]《北史?子澹传》。
[2]（清）钱大昕《廿二史考异》卷二十二。
[3]《资治通鉴》卷一四0。
[4]罗新《论拓跋鲜卑之得名》，《历史研究》6年第6期。
[5]《晋书?秃发乌孤载记》。
[6]《北史?源贺传》。
[7]关于这些史实，详见拙著《青海历史人物传》中的秃发乌孤、秃发傉檀、源贺等篇，青海人民出版社2年版，第39—50页、55—50页。
[8]《北史?源贺传》、《魏书?源贺传》。
[9]《资治通鉴》卷一一六。
[10]《北史?源贺传》。
[11]《魏书?源贺传》。
[12]《魏书?源贺传》：“吾顷以老患辞事，不悟天慈降恩，爵逮于安。汝其毋傲吝，毋荒怠，毋奢越，毋嫉妒；疑思问，言思审，行思恭，服思度；遏恶扬善，亲贤远佞；目观必真，耳属必正；诚勤以事君，清约以行己。吾终之后，所葬时服单椟，足申孝心，刍灵明器，一无用也。”
[13]参见《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隋诗卷四》（中华书局年版）及《隋书?贺若弼传》。
[14]《隋书?源师传》。
[15]陈寅恪《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中华书局年版，第37—41页。
[16]《魏书?赵柔传》。
[17]《北史?源怀传》。
[18]《北齐书?源彪传》。
[19]《全唐诗》卷一0七。
[20]《全唐诗》卷一0七。
[21]《全唐诗》卷三五九。
[22]《全唐诗》卷五六0。
[23]《唐会要》卷九十五“新罗”：“太子左谕德兼御史中丞源寂，持节吊祭册立焉。”《旧唐书?新罗传》等记载更详。
[24]柳芳《唐故通议大夫太子詹事上柱国源府君墓志铭》，《唐代墓志汇编》第页，文物出版社年版。
[25]如《隋书?源师传》：“源师，河南洛阳人也。”《旧唐书?源休传》：“源休，相州临漳人。”
[26]对源氏家族人物，近代以来罗振玉、劳格、岑仲勉等学者根据《唐书?宰相世系表》、《元和姓纂》、《郎官石柱题名》及北朝隋唐史书等史料做过考订，当代学者郭峰《北朝隋唐源氏家族研究》、源志藩《鲜卑遗民?源氏源流》等在此基础上做过进一步的梳理，可参考
[27]事件经过详见《旧唐书?源休传》。
[28]秦大树《宋元明考古》（文物出版社4年版）。又如赵玉明《源姓秃发鲜卑考》也说：“源休谋反失败后，朝廷不仅杀了源休的三个儿子及其家族，还株连了所有家族。当时源氏都仓皇外逃，有一部分改为其他姓氏，有一些人逃到少林寺做了和尚。”持类似观点的，青海地方史学界中也不少。但均无资料可证。
[29]《魏书?世祖本纪》。
[30]《北史?源贺传》：“窃惟先朝制律之意，以不同谋，非绝类之罪，故待垂不死之罪。若年十三已下，家人首恶，计所不及。”
[31]《北史?源贺传》。
[32]孔凡礼校《苏轼文集》卷三十七，中华书局年版，第页。
[33]（五代）王定保《唐摭言》卷八。
[34]《宋赠殿中丞河南源府君墓志铭》、《宋故朝散大夫尚书兵部郎中知福州军府事柱国河南源公墓志铭》等，散见于《千唐志斋藏志》、《唐代墓志汇编》、《隋唐五代墓志汇编》等书。
[35]（元）郑樵《通志?氏族编》卷四“夷狄大姓?源氏”：“宋建隆登第有源获，景祐登第有源永励。”
[36]源氏族人也中有这样的观点：“源氏族人后来大都以经商为主，以后又遇青苗之害，源氏族人受到迫害，他们再次逃亡，来到南雄珠玑巷。”（参见源志藩《鲜卑遗民元氏源流》第六章）
[37]民国三年刻本《源氏大宗族谱》卷一“年谱”。
[38]《源氏大宗族谱》卷一“家传”：“公（源潜夫）原籍南雄府保昌县沙水村珠玑巷大社头人”。这里把“大社头”作为地名，当是误会。因为珠玑巷既为沙水村的街巷，属于基层聚落空间，说原籍一般不会再细下去。查阅相关资料，别无南雄珠玑巷有“大社头”的记录，反而一些家族从南雄南迁聚居的地方新命名了“大社”或“大社头”的地名，应是为纪念祖上在南雄时的管理者身份而为的。依此推测，“大社头”乃是源潜夫在珠玑巷的基层管理身份。预测前谱原文是“公……珠玑巷人，大社头”，但《源氏大宗族谱》在抄录前谱时把“人”字移到了“大社头”之后，一字错位，原意陡变。
[39]《源氏大宗族谱》卷一“世德谱”。
[40]《源氏大宗族谱》载：“咸淳九年，有怀王胡妃过此，淹溺，众惧行查累及。次年甲戌，公(源潜夫）偕弟学海逃至坚城。”
[41]关于这一问题，这里囿于篇幅，仅做概述，有待从民俗学和民间文艺学的角度结合文本进行研究。
[42]源志藩《鲜卑遗民，源氏源流》，第页。
[43]《唐书?源乾曜传》：源直心“高宗时为司刑太常伯，坐事配流岭南而卒。”
[44]如源荣枝《源氏华侨即港澳同胞简介》《年内部打印本》、源志藩《鲜卑遗民?源氏源流》（香港科化图书出版公司年）等。源荣枝还收藏有《西平历代祖先族谱》等。
[45]《古今图书集成?明伦汇编?氏族典》“源姓”引《万姓统谱》。
[46]孙望校《元次山集》，中华书局版。《全唐诗》卷二四一。
[47]李建昆《张籍诗集校注》卷三，
[48]《全唐文》卷六五八。
[49]赵玉明《源姓秃发鲜卑考》：“鲜卑源氏东渡并留居日本有很大的可能性。”（《北方文物》2年第1期）
[50]笔者在霄乡访谈时获悉，在源氏族谱未被发现之前，当地曾有霄乡源氏或许源于马来亚人的说法。
[51]《晋书?秃发乌檀载记》。
[52]有学者简单地从祖源鲜卑而夸大霄乡源氏保留着鲜卑习俗乃至人种特征，实为附会演绎，连源氏中人都不承认。
[53]《源氏大宗族谱》卷一《训条谱》。
[54]《源氏大宗族谱》卷一“年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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