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一看到“帝国的地图”一词时，我脑海中立刻浮现的就是电视剧《康熙王朝》第27集中孝庄太后趴在巨大的《皇舆全览图》上的场景，满头白发的孝庄皇后拿着放大镜找到自己家乡“科尔沁大草原”时兴奋的说：“快来看哪！我找到了我的家乡了，科尔沁大草原，让我想起了蓝天、白云、牛羊、骏马，辽阔的大草原哪！”孝庄随即哼起了家乡的小曲，之后告诫康熙“你要完成这古往今来所有帝王都未完成的功业，踏遍大清国的山山水水和每一寸土地。”并接着说“你看这图啊，什么都画上了，好！可是，只有一样画不上去啊，那就是人心！这如果没有人心哪，再的大疆土，他也守不住哇！唐宋元明不就是这样？”康熙应和道“老祖宗说的极是，得人心者得天下。”当然这些是编剧脑洞中的臆想，当不得真。可也说出了中国古代政权守成的几分道理，这地图在古代中国代表着什么呢？我们来一探究竟。14世纪末，高丽国内战乱频繁，民不聊生；国外倭寇侵扰，局势动荡。曾经不可一世的鞑靼在元末农民起义潮水的冲击走向衰弱，朱元璋领导的大明王朝逐渐崛起，成为高丽新的强邻。在这乱世涌动的局面下，武人出身的李成桂战功彪炳、官运亨通，成为高丽权倾一时的人物。统治者高丽禑王在这君臣关系微妙的时刻，竟然要求李成桂去夺回被明军占领的辽东地区，这种以卵击石的军事冒险行为给了李成桂绝佳的篡位借口。年李成桂在大水泛滥的鸭绿江边倒戈，回军西京，罢黜禑王，史称“威化岛回军”，高丽从此进入了朝鲜时代。谋权篡位在深受儒家文化浸淫的朝鲜终究是个不体面的事，为了将其合法化，李成桂与他的理学辅臣援引中国古代的“天命”观念来解释王朝的兴替。这就有了传之后世的《混一疆理历代国都之图》，简称《疆理图》。《疆理图》《疆理图》的制作者是朝鲜名臣权近。年他领导的天文学者团队已经完成了这幅星图，他是一位理学改革者，并且官拜朝鲜政权品阶最高的议政府赞成事。他与中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年李成桂政变之后，朝鲜政权急切想要与强大的邻国——明继续维持长期的“事大”外交关系（“事大”一词源自《孟子·梁惠王》下篇中“惟智者为能以小事大”，指的是“强弱力量悬殊的情况下小国侍奉大国以保存自身的策略”）。政变之后，李成桂派遣使节向洪武皇帝朱元璋递呈表笺解释自己的“造反”行为，甚至向明朝宫廷允可自己王朝的新国号为“朝鲜”。开国皇帝朱元璋为了向邻邦展示自己权威，斥责朝鲜呈递的书信“轻薄戏侮”，并且扣押了来使，这导致了一次外交危机。权近的出使解决了这次危机。权近在南京住了8个月，与朱元璋建立了友好的个人关系，并商定释放被扣留的使节，重新建立明朝和朝鲜的外交关系。朝鲜使臣的“顺服”让朱元璋龙颜大悦，他在鸭绿江边写到“际天极地中华界，禾黍盈畴岁岁收”，一派万国来朝浩荡中华的气概。权近则巧妙地在《渡鸭绿》中回应道“皇风不限华夷界，地理何分彼此疆”，这样既吹捧了中国地大物博，胸怀天下的霸气，又维护了蕞尔小邦朝鲜的尊严。诗中的“华夷”是中国传统的外交观念，自然也深刻的影响了儒家文化圈下的朝鲜。《疆理图》十分明显的表现了这一点。看来萨义德的“东方主义”不仅适用于西方文明横行的现代，也适用于东方文明强盛的古代。东风强还是西风强并不是关键的问题，权力强弱才是核心问题。《疆理图》中硕大的中国《疆理图》令人印象深刻的是地图中央的中国，畸形般的巨大，占据了地图的大部分位置。地图上的朝鲜半岛比实际面积大两倍。而日本孤悬海外，岛屿方向向西北旋转90度，呈现一个箭头的姿态指向朝鲜和中国，颇具威胁意味。地图靠左一侧的非洲、欧洲和西亚则描绘的十分简陋，面积大量缩水，地名错误颇多，大多数还没有可靠的翻译。这幅地图的制图者很明显将东亚视为世界的中心，而中国又是东亚的中心。杰里·布罗顿在《十二幅地图中的世界史》一书中写到“与延续了希腊传统的中世纪基督教地图、伊斯兰地图（比如在赫里福德或西西里制作的地图）相比，《疆理图》秉承的制图传统非常不同，它根植于朝鲜对地球在广袤宇宙中的位置的认知，而从根本上来说，这种认知来自中国。”
而这种观念的来源则要追溯到很久远的年代。
南宋九州山川实证总图（年）禹贡九州图（模拟图）《禹贡》是《尚书》中的名篇，是研究我国古代地理、经济、社会性质的重要文献。虽然关于它的著作年代、作者、产生地域等等在学界都有诸多争论，但它在中国历史发展过程中，特别是民族文化心理等方面起到重要的作用。
“禹别九州，随山浚川，任土作贡。禹敷土，随山刊木，奠高山大川。”《禹贡》第一句话就点名《尚书》的主旨“禹划分土地的疆界为九州，行走在高山上砍削树木作为路标，以高山大河奠定界域。”在学界，“九州”概念仍有许多疑问，但《禹贡》中的“九州”概念无疑最为中国人所熟知。顾颉刚先生讲到：“九州制固然是根据实际的地形而划分的，每州的土壤、物产等也都是科学性的记载，决不出于幻想，可是古代并不曾真的有这个制度。”
“九州”一词并不是在精确地理上有所突破，它更多的是一种文化烙印沉淀在中华文明的底色中。
宋代（年）于西安印刻的《禹迹图》现存陕西西安碑林中的《禹迹图》是中国古代制图史中令人惊叹的精品。李约瑟称其为“当时世界上最杰出的地图作品”。的确，以当时的制图水平而言，《禹迹图》是令人惊叹的。图纵72格，横68格，每一格代表里，比例尺也就是1:。它对中国的轮廓的描绘非常精确，也是已知最早使用西晋地图学家裴秀提出的“制图网格代表比例尺”的中国地图。《禹迹图》虽然精确，但地图的命名就预示着它的不足。以上古神话人物大禹疏浚大川的事迹为地图的主要内容，凡“禹迹”所到之处则较详，而“禹迹”未到之处则简略，甚或不载。简言之，“禹域”就是制图者所想要描绘的地区，而之外的地方——没兴趣。《禹迹图》虽准确，但表达的是一个恒久不变的特征：没有政治分裂，神话中大禹描述的统一的九州。这是中国传统地图的精神内核，它没有突破这一点。这类似于李约瑟对于中国传统科技的总结：技艺上的精进并不能掩盖它内在科学精神的匮乏。这样的制图内核理念深刻的影响了中国人的地理观念。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林岗认为中国古代地图中对中国疆域的认识分为两大系统：一为“禹迹图”系统，代表着“本部中国”；二为“大一统图”系统，代表着“周边中国”。长城在二者间扮演了很重要的分界线“本部中国”可以说是一种文化心理概念。九州、赤县神州、中原等可以理解为中华文化最核心的地区，它没有越过长城，越过青藏高原，西南边陲。它塑造了中国的天朝上国心态，而这种心态随着中国影响力的扩大向外输出，主要影响的是东亚儒家文化圈。“周边中国”可以说是一种动态疆域概念。随着王朝的对外征服，边疆亦开始向外扩展。特别是元、明、清三朝，疆域的扩大打破了“九州”原有的界限，少数民族的入主更从事实上模糊了“华夷”的界限。在“周边中国”逐渐融入“本部中国”的过程中并享有同等地位时，中国也逐渐打破了原先的“朝贡国家”体系，演变为现代民族国家。当然，这是后话了。回到最初的《疆理图》。杰里·布罗顿在书中写到“《疆理图》由朝鲜对自身的自然和政治环境的感知塑造而成，是朝鲜以地图的形式对一个世界最伟大的古典帝国的回应。依据中国和朝鲜的经验绘制出来的地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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