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志明市西贡圣母正廷圣堂王宫
历史文献学
梵蒂冈图书馆藏越南天主教中文文献研究
张西平
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中国文化研究院
摘要：本文以藏在梵蒂冈图书馆的越南天主教中文文献为研究对象，首次披露藏在梵蒂冈图书馆的一些珍贵文献。文章既分析来华耶稣会士在中国本土所刻的西学汉籍在越南的传播，也分析了传教士在越南刻印的西学汉籍刻本。从而从文献的角度深化了西学汉籍在东亚文化圈传播的认识，揭示了从晚明后东亚西学接受的相互关联，突破了以往对西学在东亚传播局限于国别的研究方式。
关键词：梵蒂冈；天主教；西学汉籍；越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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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南天主教的建立与发展
根据《钦定越史·通鉴纲目》的记载，早在年，就有一些属于圣方济格会（St.Franeisean）和道明会，越南称为黑袍会（Dominican）两派的教士到越南传教，但由于语言不通，他们只是在越南做了短暂停留后就离开了。“后来，有一些葡萄牙的耶稣会教士在越南建立了基础。到了年·他已向三万人传教，培养了几十名讲道者（即修士）。自此以后，教会的基础遂渐扩大。”
最早来到远东的耶稣会士都要从葡萄牙里斯本出发，葡萄牙有对东方传教的管辖权，即护教权，但随着英国、荷兰、法国的国家实力崛起，葡萄牙在东方的势力开始削弱，同时葡萄牙在越南的护教权也受到了法国的挑战。“经过法国人的多次活动，最后教皇修于封巴鲁（pallu）和蓝贝（LambertdelaMotte）为主教，巴鲁则负责越南北方和中国五个省的传教事宜；蓝贝则负责越南南方、中国的四个省份和海南岛的传教工作。”
耶稣会是越南天主教的奠基者。从-，他们已经在越南全境传教，同时，吸取了利玛窦在中国的传教经验，注重天主教与当地文化相结合，亚历山大·德·罗德，“他于年在罗马出版了《八日讲道》、《越葡拉丁词典》，并用喃字、国语字编写了大量的教义经文。”
“越南与中国山水相连，关系密切，并经历了长达近千年的郡县时期，深受中国文化的影响，因此，在获得独立后，越南历代统治者都继续保留与中国之目的‘宗藩关系’。”由于儒家文化在越南长期的传播，学校开设的课程大都是儒家文化内容，因此，汉字在其影响力上超过喃字。传教士进入越南后，发明了国语字，但影响无法和汉字在越南的传播影响相比。
天主教传入越南后受到当局的排斥，在越南历史上，从南阮北郑时期到越南殖民地化之前的多年时间中，对基督教时有排斥。其中明命统治时期（—）对西方传教士及本国教民进行的驱逐、监禁甚而大肆杀戮，影响甚巨，且持续到绍治（—）、嗣德（—）统治时期。在这种情况如何归化越南，如何通过刊书来传播天主教成为传教士们关心的重点。梵蒂冈图书馆所藏的这批汉文天主教文献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出版的。在伯希和所编的《梵蒂冈图书馆所藏汉汉籍目录》中RaccoltaGenerale-Oriente–III标号下有“以下汉文书籍是赠给教皇利奥十三世（LeoXIII）的一套安南语丛书的部分。”这批分为两类：一类是越南教会重刻来华传教士的汉文著作，一类是越南教会所出版的汉文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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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南教会重刻的来华传教士的汉文著作
从罗明坚（MicheleRuggieri，-）开始，刊书传教成为来华耶稣会士的重要文化活动，在华耶稣会士大约出版了近千本左右的汉文著作和文献，我们将其称为西学汉籍。这些西学汉籍先后传入日本、韩国和越南，成为这些国家文化交流史上的重要文献。在梵蒂冈图书馆中，这类西学汉籍传入越南书有三本。法国来华传教士沙守信（EmeriedeChavagnac-）《真道自证》，编号，是第一本。按照费赖之的说法有年的二卷本，年的四卷本。年四卷本在北京被重刻，-年二卷本在上海土山湾被重刻；年及年又作为一卷本被重刻。梵蒂冈图书馆所藏这个刻本扉页上注明是沙守信述，同会马若瑟、赫苍壁、顾铎泽审定，值会利安国准，康熙五十八年岁己亥三月中浣溯，泰西耶稣会士赫苍壁子供氏撰。康熙五十八年是公元年，这样这本书的初刻应是年，而不是费赖之所说的年。该书第二页写有：天主降生一千八百六十七载。按照费赖之说法，土山湾在年及年重刻的二卷本。而梵蒂冈图书馆本是一个四卷本。这说明，这本年重刻的《真道自证》并不是在中国大陆所刻，伯希和指明为安南本有其道理。
沙守信在《真道自证》序中说：“载籍繁颐尚矣，主教之书亦如林如渊，但繁必博览，颐必探索，而观者何人？然则书虽不为观者误，而观者不因繁颐而误书乎？余期同侪希登道岸，日作圣功，无如苦志莫伸，静验之下，忽触古语有云：‘德形自感顽石，道见解能服锢心。’三复斯言，不禁喟然叹曰：此非主教之谓与？主教之道虽大而不尚旁搜，虽真而无庸博采，自证矣，奚用他为？于是又恍然曰：书何不可从简乎？乃不避谫陋，试此一帙，唯以道之本然者明之，撮其大道，详而不漏，独是既不旁搜博采，又何事藻绩乎哉？惟冀观者融彻烛理，跃然而醒，如拨云雾而睹青天，无繁颐之误，即予之意，即予之幸也夫。极西耶稣会士沙守信题。”目前所出版的各类天主教文献，均未收入此书，由此可见此文献之价值。安南所以重刻此本，或许在于此书言简意赅，提纲挈领。如沙守信在书中所说“道全易明则诸疑之解，由是而著诸善正径，由是而指古书有四卷：一卷穷性，以推理；二卷考事以追其道，三卷辩难，以释其疑；四卷提纲以示其路焉。”
第二本是来华耶稣会士庞迪我（Pantoja，Diegode，~）的《七克》，这本书是来华耶稣会士的汉文著作中影响较大的著作，晚明的王徵就是读了《七克》后专程到北京拜访庞迪我，后加入了天主教。由此，可见这本书的影响力之大。《七克》或许是明清之际西学著作中影响最大的著作之一。或许越南教会看重的正是这一点方加以重印。此书是“天主降生一千七百九十八年主教汤亚立准”。
第三本是来华道明会士万济国的《圣教明徵》一书。万济国（FraciscoVaro，─）年10月4日生于西班牙的塞维利亚（Seville），年10月7日进入家乡的修道院。万济国的时代正是西方各国向东方扩张的时代，在这种扩张中，天主教的各个修会分别派传教士前来中国，“年（崇祯五年）在中国传教的西班牙传教士科齐（AngelusCocchi）神父突然致函马尼拉，谓他唯一助手和同伴斯埃拉（ThomasSierra）神父去世，急需人员前往中国协助传教。”这样方济会的神父利安当（AntonioCaballero或AntoniodeSantaMariaCaballero，又称“李安堂”）和道明会的黎玉范（JuanBautistaMorales）从菲律宾的马尼拉被派到了中国的福建。正是黎玉范在后来从中国返回罗马时，回到了西班牙，将万济国招到了自己组织的到中国的传教团中。
万济国在福建的居留在清史文献中有记载，“康熙十年九月，礼部题称，准两广总督金光祖咨称，看得西洋任栗安当等，准部文，查内有通晓历法，起送来京，其不晓历法，即令各归本省本堂，除查将通晓历法之恩理格（日耳曼国人）、闵明我（意大理国人）二名送京，不晓历法之汪汝望（法兰西国人）等十九名送各本堂讫。又西洋人万济国（西班牙人）一名，系康熙十年三月内，准福建督臣刘斗咨，从福建驿送广州安置之人，不在栗安当等人数之内。据西洋人何大化（葡萄牙国人）具呈，随伊归福建省堂，应否令归该堂，相应请旨定夺者也等语到部。臣等查康熙九年内，据浙闽督臣刘兆麟，将流行西洋人万济国从福建福宁州地方盘获具题，臣部题复，驿送广州总督安置，其万济国原非福建居住之人，不便与何大化同归福建省堂，万济国应仍留香山墺可也。奉旨：何大化既愿带万济国住福建居住，准其住福建居住。钦此。”
万济国在中国传教中明确地站在道明会和方济各会的反对耶稣会传教路线的立场上，他写下了著名的《辨斋》一书。此书引起教徒严谟点名批评，“万老师摘《礼记》、《诗经》十数条，以证祭祖有来享，有求福。愚为考辨其原意不于求福之事……。”
年罗马教宗委派巴黎外方传教会的陆方济任中国南区主教，随同带来了以后对中国“礼仪之争”产生重要影响的阎当。在福安地区陆方济收到了万济国等多明我会在福安的传教士的接待，年陆方济在福安的穆洋病故，万济国为他举行了隆重的葬礼。
不久，礼仪之争在中国愈演愈烈，在杨光先教案期间传教士被集中到广州，年万济国病逝于广州。
万济国留下的著作最著名的是《华语官话词典》（VocabalariodaLengoaMandarina。）和《华语官话语法》（ArtedelaLenguaMandarina）。他的中文著作不多见，因此，这本《圣教明徵》显得尤为可贵。这本书共有八卷，分别是：第一卷、天地万物必有造物之者第一章；天地性体第二章；天主造成万物第三章：第二卷、天堂第四章；地狱第五章；天神魔鬼第六章；第三卷、灵魂第七章；辩轮迴第八章；第四卷、十诫第九章；首诫第十章；第五卷、二诫第十一章；三诫第十二章；四诫第十三章；第六卷、五诫第十四章；六诫第十五章；七诫第十六章；第七卷、八诫第十七章；九诫第十八章；第八卷、罪宗第十九章；重罪之害第二十章。
为何越南教区选择了这本书重新翻刻呢？这本书的特点就是在介绍天主教道理上的简单和通俗。如万济国在序言中所说：“圣教来华久矣，乃明理者少，而不明理者多。揆厥所由盖不知圣教中之理至味也。”他认为以往写得介绍圣教的书籍都过于深奥，使人难于理解，他要克服这个问题，所以他说：“虽予所言从天主造物之始以及乎灵性之奥，祭祀之重，十诫序篇帙颇繁，然其大旨约归於认主爱主，认己爱人之实已耳。故词必求其晓畅，言言昭晰，而明著理不涉於艰深，事事切实而足徵。”说理通俗、简要，行文通畅昭晰，这或许是被越南教区选中，加以重印的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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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南教会所出版的西学汉文著作
梵蒂冈图书馆
在梵蒂冈图书馆所藏由越南教会所出版的西学汉文著作有两本，一本是《真道引解全书》，一本是《会同四教》。
我们先介绍《真道引解》这本书。这本书的第一卷有两篇“第一篇：解现世及死后之事，与人之魂魄物之始生原于天主；第二篇，解天地及诸杂辩学虚诞之事。”第二卷有三篇：“第三篇解三父，第四篇解造天立地，第五篇解天主降生”。第三卷有四篇“第六篇解审判炼狱罪天堂地狱等事，第七篇解真道四大统，第八篇解圣经证据，第九篇，解五常及人所说毁谤。”
伯希和在目录中说此书“共三卷，未署名。序亦为署名。在安南装订（或刻版和印刷）。”经过笔者认真阅读此文献，可以进一步补充和完善伯希和的这个结论。
第一，这本书是在安南生活的人所写。在书的第一卷第十八页，作者谈到佛教在安南的传播时说“大明、天竺、日本。安南诸国事佛。”而安南的佛教是“出自大明，我国从之。”在书的第二卷第43页，谈到国家的地理位置时，作者写道：“地中分为三十六度，又列五方。一曰西方，如红毛国。笆蘭沙国几二十余国居之。二曰东方，如大明、天竺、日本、安南等二十余国居之。”这样的表达方式很明确地显示出了作者的国家立场是安南。安南佛教的传入有两种说法，一种说是来自中国，一种认为来自印度。根据《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记载，7世纪中期，唐朝僧人明远等到达越南，和越南僧人一起往西域求法。作者说佛教“出自大明，我国从之”大体是符合佛教在安南传播史的。
特别是在这本书的第三卷第42页中作者讲到明清之际，明亡清兴之时说：“黎朝昭统年间，大清既许敕封，及后西山煽乱，昭统为其所逐处于内地。大清心欲存之。乃遣田州太守提兵五十万，以图恢复之谋。是为天朝之乱。其后兵败，太守致命昭统，复回内地。大清乃敕封兴中为越南国王。夫所辅者在此，而所封者在彼。”书中所指的黎朝，即年由黎利索建立的后黎朝“国号大越，定都升龙（今河内）。宜德六年（），明宣帝明黎利‘权暑安南国事’，中越关系正常化。”清朝时，康熙五年（）封黎维禧为安南国王，后西山起义，越南国内大乱。
这样的叙述说明作者对安南的历史十分熟悉，所记述的立场也是站在越南来说的。因此，可以肯定此文献是熟悉安南的传教士或者安南人所作。
第二，此书是一位有较深儒学文化传统的安南天主教教徒所写。从在中国所刻印的西学汉籍来看，来华传教士所翻译或者撰写的西学汉籍占了绝大多数，由中国文人士大夫所撰写的西学汉籍数量要远远小于传教士所写的。《真道引解全书》是由生活在安南的人所写，立场是安南的立场，作为一本护教性的著作，它是由在安南的传教士所写还是由安南的天主教徒所写？笔者认为，此文献应是安南的天主教徒所写。主要从该书的论证方式可以做出判断。从目前所我们所看到的西学汉籍论证方式来看，西学汉籍所著的著作大体分为宗教和科学两类，“宗教书中有论道理及讲修成之书，有辩护，辟迷、释难、解惑之书，有圣人行实际圣教经文等书。”在宗教类这些著作中论道为主的书，主要是正面介绍西方天主教道理，像利玛窦的《天主实义》、艾儒略的《三山论学记》，上面提到的沙守信的《真道自证》等。这类著作大都是来华传教士所作。“有辩护，辟迷、释难、解惑之书”以回答对教会的质疑而展开的书是另一类，如张星耀的《天学明辨》、《辟妄略说条驳》，朱宗元的《答客问》等，这些著作全书侧重不是正面展开天主教理，而是解疑、释或为主，作者以入教的中国文人为主。以论道为主的著作，显示出作者对西学的娴熟，以解惑为主的著作，显示出作者对中国文化的熟悉和了解。《真道引解全书》论证方式是解惑的论证方式，例如，“或又曰：天地万物有真主宰，此理明甚，何则生我鞠我虽关乎父母，而甚生成之理者？”“或又云：崇佛之事出自大明，我国从之而已，请以察之。原初大明国不知佛，汉明帝永平年间梦金人持仗自称圣人……。”“今又察老子为何如？人可敬事之乎？不可。夫老子始生於周灵王丙辰年二曰十五日，在胡广处姓李，名仲耳，字伯杨，号清泥……。”作者通过这种答疑形式展开论述，在解惑中需要通过用本土文化的例证来说明天主教的道理，这样作者的重点在于如何将基督宗教这种外来文化与本土文化融合起来加以说明，由此，作者需要对中国历史文化有相当的熟悉。在上面几个解惑中，作者显示出了对佛教在中国传播的历史，对老子学说和思想了解的深入，作者儒学修养之深入。
年李圣宗皇帝在越南建立周公和孔子的文庙，年，在李仁宗皇帝的朝代朝廷开了明经博士的三场儒学科举考试，这些都是儒学在越南传播的标志性事件。儒家思想对越南文化思想生活的产生了重要影响。特别是在明成祖时期，安南由藩属国变为明朝的一个直属郡县。“明朝还在安南开设学校，传播中国礼法。”这些都使安南的上层知识分子熟悉中国历史文化。《真道引解全书》的作者应是一名对儒学思想和中国历史文化极为熟悉，后加入了天主教的文人。
作者在序言中说：“事帝而不知道之切於心身者，无一诚之不尽。所以，谈道有人而不知道之真者鲜矣。且世必穷经而后明道，未有舍经而能明道者。故欲知天主之道，当以圣经为内证，而以天地万物之理为外证……。”作者在书中采用的基本方法就是外证来证明教理，作者认为自己这本书“溯源头而析流派，提根本而分柯叶，通章上下，逐节详明，有系心身之大要，而为求道之指南也。”通观全书，应该说作者的确是这样论述的。因此，这是我们了解天主教在越南发展的一本重要文献。
我们再看《会同四教》，书的扉页标注出版于“岁次丁卯孟秋日下涴榖日”，这是公元哪一年呢？丁卯是天干地支系统的第四年。查明清两代丁卯，得知：明代最后一个丁卯是天启7年年；清代的丁卯年有四个：康熙25年丁卯年；乾隆11年丁卯年；嘉庆丁卯年；同治丁卯年。《会同四教》在卷一中说“本国黎朝景兴皇帝”，景兴是大越国后黎朝后期显宗永皇帝黎维祧的年号，共计47年。景兴（公元年—公元年），这样我们可以确定，《会同四教》出版于乾隆11年，即年七月下旬。
书的序言是由多玛苏陈所写，这样作者也很清楚。他在序中说：
大哉！道乎，其来远矣。厥初天主教造成人类，即赋之以性教之道，而伸之以条禁，使之知所以敬事，而时守之。然忧虑其日久既弛，则立之司道之长而主张之，其载於识传圣经真道等书者，坦然明白，初非有制作门户，而名为四者也。不谓世降愈甚，私智穿凿，一有禀得聪明者变而傲物，窃其近以之名，别做异教。是始有儒道者、释道者、老子道者、说了一边，遗了一边，各持己见。家异道，人异说，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每与正道相反，遂有四教之称，而吾道为一坠矣。讲解二十一条等书，不一而足，然就问答剖析根源，说得详细，莫如《四教会同》之书。是书也，穷理尽性，探本求原，其文实，其事核。觉之者不啻犹剪蓁而入康庄，拨云霭而见星月，真可以开茅塞而破他歧矣。……
从序言可以看出这是教内人士的一个辩教释惑性质的著作。
《四教会同》一书的特点有二：
第一，论述由故事入，从而引人入胜。开篇就说黎朝景兴国王委派靖都王统领国家军政，靖都王排斥基督宗教。他将一名来黎朝传教的西方传教士和一名本地传教的道长抓了起来，羁押在昇龙城彭库乡，尚未正法。此时，都靖王的堂叔及亲戚都是有实权的人。因为，这位都靖王的堂叔的母亲是一位虔诚的天主教徒，而这位都靖王的堂叔本人是信佛教的，他自己搞不清楚这些不同宗教之间的关系。于是，为了讨母亲喜欢，为在押的西方传教士解围。他邀请来了国内的儒家、道教、佛教、老子派，包括西方传教士，让他们一起来到他的官邸展开辩论，各自说清究竟何为正道，何为正理，在辩论中要“言有次序，不可角口混淆。”最后，通过辩论，这位原来信奉释迦的大官转为信奉了天主教，西方传教士化危为安。这样具有情节的论述，阅读效果自然会好的多。
第二，全书是通过问答、批评等方式展开论述。这点作者在序言中说的很清楚：“汇编四教问答之词，不毫增减，集为一卷，续而批评于后，庶使有心求正道者有此涂辙，勿构浅见，以理为主，则知趋向之方矣。”具体而言就是全文以四教人士讲述，如西士曰、儒士曰、法师解曰、和尚解曰等，然后大官对其各教派的叙述加以点评，再请被质疑的一方来回答，回答后大官再来评述，依次展开。例如：
《梵蒂冈图书馆所藏汉籍目录》书影
儒士对曰：
臣阅史载，从古以来不独我国并大明十八国诸君及东方之诸列国，上至帝王公卿，下至庶民莫不尊崇孔圣、释迦、老子以为正道。至如花郎道乃外国异端之教，所传皆属诈伪，是非事实不须赘说。
大官则评儒士之说，认为只是从东方各国的历史来看此道，显示出儒生之迂腐可笑。然后让西士对答。
西士曰：
臣等崇天主正道，今日蒙大官垂情下顾，广布慈心，使臣得讲明道，徒以为决择，蒙恩万倍。臣见儒士前言，从古以来帝王以三道为正，……自伏羲神农皇帝尧舜禹汤文武，继天立极以道治天下，则此时且有儒道释老子道者？……三道乃是正道，其他外国异端之教？则孔子生于鲁，老子生于周湖广地，释迦之生于西方天竺国，这三道是非外国乎？指臣为花郎道，然臣等不是花郎道人，亦不知何道为花郎道，亦不知何国为花郎国。原臣本是西士，生于大西洋国，其诸国奉事天主，则臣等号为天主之道。且臣等欲使天下知尊正道，钦崇天主，后代永久之福。
儒士前言从古以来帝王以三道为正，莫不尊崇。则秦始皇听李斯之言而焚书坑儒，汉明帝尚释迦之教而贬黜儒学，宋徽宗闻老子之道，而贬黜佛教之三道者。何时实，何时虚，何时正，何时邪？而此等帝王有时而爱憎褒贬并禁黜之者乎？请儒士剖明之分復对。
明眼人一看便知西士回答儒士质问逻辑强，事实清，这样大官再评中说“观西士逐节堪破，可谓见识甚明。”
为了协调好布道与讲故事之间的关系，作者以故事情节为经，以对话问道和大官的点评为纬，这样把道理融于问答之中，从而显示出论道的逻辑性，同时，问答的展开不仅仅是天主教和其他三教之间的对话，同时也是和审判者大官的对话。通过大官的点评，故事得以展开。因此，《四教会同》是一篇写法十分特殊的解疑释惑的传教著作，值得重视。
在越南的喃文文献中也有一篇《会同四教》的著作，“《会同四教》，喃文天主教著作。按此书为黎景兴年间，郑主的叔父邀请儒士、和尚、法师、教士个人聚会的解说记录。”学者指出这种喃文的《会同四教》有了两个版本，笔者尚未见到这两份喃文文献，将来可以将汉文本的《会同四教》同喃文本作一对照研究。
梵蒂冈图书馆也藏有一本喃文的天主教文献《本諵（造字后补上）道实》，天主降生一千八百六十四载。这份文献目前在越南未见收藏，《越南汉喃文献目录提要》中有34种基督教书籍，其中有23种为印本，在23种中未见这本喃文书。
因此，梵蒂冈图书馆所藏汉文文献，无论是翻刻来华耶稣会士在中国的西学汉籍，还是自己在越南出版的西学汉籍或者是西学喃文文献都有其独特的价值，值得我们深入研究。
因排版限制，注释从略。如需查阅或引用，请阅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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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版：冉博文